財政預算應遵守量入為出原則

[2006-02-22] 財政預算應遵守量入為出原則
■陳心田　獅子山學會經濟研究員
　本年度香港特區政府財政預算案即將提出之際，社會已經響起不同的討論聲音。對於唐英年司長應走的理財方向，我們或許可以從香港過去的歷史及基本法中有所領悟。
　政府在郭伯偉、夏鼎基及彭勵治三代的財政管理傳統下，基本上十分尊重每位小市民的個人努力及決斷力。政府開支高度約束，稅收簡單而節制，結果奠定了香港成為世界最富裕的經濟地區之一。九七回歸，基本法肯定了港府以往的理財哲學：第一百零七條聲明「財政預算以量入為出的原則，力求收支平衡，避免赤字，並與本地生產總值的增長率相適應」，第一百零八條則聲明特區要「參照原在香港實行的低稅政策」。兩條一起解讀，可以體會制定基本法的人士明白到香港要繼續繁榮增長，政府在開支及稅收方面不宜偏離回歸前低開支低稅收的傳統。
　特區回歸那年，財政司司長（正是現任行政長官）曾蔭權先生主要以經濟增長和政府開支掛鉤，而第一屆的預算收支約為二千億元。隨著金融風暴發生，九八至九九年度的財政預算開支竟然急速飆升至約為二千三百億元水平。這次經驗是假如政府開支單純由經濟增長決定的，遇上經濟收縮周期困難甚大。一方面，社會福利開支在收縮期會增多，但稅收方面卻又下降，難免出現赤字之苦。到了曾蔭權最後一份財政預算案，預算開支已推高至二千五百億元。其後梁錦松先生在任內極力壓止政府開支，期望支出不會超越生產總值的百分之二十。
　過去一年，香港步過了可能自九七後經濟表現最出色的一年，市民對唐司長的預算案也有不同期望。在現時的環境下，香港政府理應隨著經濟復甦而乘機壓止龐大的社會福利開支。一些政客及壓力團體，可能為著一時的掌聲而要求政府維持甚至擴大開支，以為這時候是增加政府福利的好時機，並可用高稅收去補充。然而基本法的智慧我們是不應遺忘。政府反而應該考慮在稅收上有所減免，把資源多放在市民手中，尊重個人消費和儲蓄的自由。正如曾特首在九七年財政預算案所言：「香港的經濟成就由市民創造，理應還富於民」。（文匯論壇）

向格老說再見

[2006-02-01] 向格老說再見
■陳心田　獅子山學會經濟研究員
　格林斯潘，簡稱「格老」，將在本月底正式卸下美國聯邦儲備局的職務，退下這條歷時十八年的火線。最近在網上重溫了一篇由格老在去年所發表的演辭，啟發了筆者一些想法。
　在過去四位總統（里根、老布什、克林頓及小布什）領軍下，美國經濟繼有上落，大致上仍然穩健增長。當中尤以九十年代中、後期表現尤其出色。不少人歸功於格老的貨幣政策，認為他神奇的加息減息魔術棒是指揮經濟表現的最大法寶。然而在「格老」自己的演辭中，他卻以美國擁有靈活的市場體制去解釋美經濟的穩定。他指出一個非常重要的事實，在過去一段長時間，美國在不同的衝擊下儘管有經濟滑落的時段，但市場主導的體制總能較暢順地消化那些衝擊，讓復甦快速且順利產生。簡單來說，美國過去十八年的穩健增長主要還是擁有一個市場主導的經濟體，格老自己也明白單靠他的貨幣政策並非可以操控經濟的表現。
　由於自由開放的貿易及市場體制才是美國成功的主因，「格老」對美國經濟的重要性每每儘管是被誇大了，但他任內的貢獻委實是寶貴的。良好的貨幣政策不是繁榮經濟的最大原因，但低劣的貨幣政策卻足以摧毀任何一個經濟體。在「格老」掌管下的聯儲局，在穩定貨幣購買力方面顯然成績優異。此外，他對於用利息及貨幣供應去應付短期的經濟震蕩也有十分獨到的判斷。可以這樣說，格老是作了他手上要作的事(He has done his part)！
　回顧格老的政策也並非毫無爭議。首先，不少人批評他在九十年代末不能制止科技股泡沫的爆破。筆者對此批評倒有所保留。當時美國的就業及通脹數據反映貨幣政策大致正確，而股票市場的調整不應都算在格老頭上（個人認為聯儲主要目標不是穩定股票價格）。至於格老本世紀初的減息是否造成今天的房地產價格過熱，最終引致資產市場在不久的將來發生巨大變動，我們要拭目以待。
　香港自九八年後經歷了一段長時間的經濟衰退，期間不停有建議要求政府加強參與經濟及分配財富的責任，當中包括數碼港、西九龍等計劃及最低工資、最高工時、壟斷法政策的意見，希望揠苗助長。格老的思想似乎再一次提醒我們，市場為本才是經濟保持增長和穩健的「基本法」。　（文匯論壇）

諾爾貝格的啟發

[2006-01-14] 諾爾貝格的啟發
■陳心田　獅子山學會經濟評論員
　第一次聽到約翰．諾爾貝格的名字，是一位研究院的學生向我推介諾氏的一本著作——「為全球資本主義申辯」(意譯)。事實上，這書不但再次重申了市場經濟及自由貿易的優越，亦澄清了很多反對者的誤解。全書獨特之處是諾爾貝格在陳述其論點時並非只依靠抽象的理論及思想，更會採用數據及事例去作出支持。以下是諾爾貝格一些啟發了我的想法：
(一)自由貿易有利所有參與者
　諾爾貝格指出自由貿易對所有國家都會帶來利益。事實上，他舉出亞洲及非洲國家的例子，說明願意積極參與貿易的發展中國家所享受的經濟成果明顯大大超越實施保護主義的發展中國家。對港人來說，中國在過去不是逐步推動自由貿易及市場經濟而在不同地區創造了一個又一個的經濟奇蹟麼？
(二)市場經濟是脫貧的良方
　諾氏引用數據去申明實行市場經濟的國家，本身的貧窮問題每每得以改善。他又一針見血地指出有人只顧及貧富者之間的收入差距，卻忽略了一個遠為重要的事實——已經有很多人因為市場經濟及自由貿易而成功脫離貧困生活。事實上，我們認為假如社會上最弱勢的人士能夠離開貧窮線並享受到一定的生活質素，應該也可以接受收入上和其他人的差距。
(三)保護私有產權是市場經濟的基石
　諾氏年輕時已經追求自由，更曾經主張廢除政府的存在。後來發覺政府也有非常重要的價值。他指出政府在保護私有產權方面是重要的。健康的市場經濟應該是有清晰的私有產權，而企業則是透過競爭而非政治力量去賺取利益。在這種模式社會運作下，我們可以獲取更多的自由及選擇，這亦是香港人一直賴以成功的基石。諾氏尚有更多的理由反對管制及保護主義，又以其卓越的見解向我們指出支持世界貿易是解決貧窮有效的方法。（文匯論壇）

歐盟與自由貿易間的張力

[2005-12-12] 歐盟與自由貿易間的張力
■陳心田　獅子山學會經濟研究員
　明天在香港舉行的世貿部長級會議前途未明，其中一大障礙是歐盟在農業議題上的強硬態度。歐盟硬要把三大行業即農產品、商品及服務一併來談，這是一招「鐵索連舟」的談判策略：要歐盟在農業議題上讓步，第三世界先要在商品及服務方面退一下。
　一直以來，歐美對出口農產品的補貼，都是自由貿易的一大障礙。在補貼之下，第三世界國家的農民難以和歐美農民競爭，更嚴格一點說，是難以跟歐美的官僚和庫房對抗。
法國不願作出更大妥協
　並非所有歐美成員國家立場均是完全一致。美國已經表示願意作出讓步，而歐盟中亦有部分成員國對削減農產品出口補貼持開放立場，希望今次世貿談判可以有更大突破。
　然而，影響力巨大的法國卻不願作出更大妥協。法國政府表面上要保護國內農民，其實只不過是因為農民在政治上的影響力。法國將保護農業和保護法國文化掛鉤，在貿易議題上大打民族情緒牌，令世貿談判十分困難。法國總統希拉克在今年十月歐盟峰會前，在25份歐洲報章上發表文章道：「法國不會讓歐洲變成自由貿易區」。法國經濟薄弱，競爭力亦每下愈況，看來法國現在唯一有能力出口的，只剩下保護主義的情緒。
貿易保護不利發展中國家進步
　就算今次歐盟在農業問題上始終不願意作出更大讓步，發展中國家又應該如何面對？以農業為主的第三世界國家，當然可以建立起各樣保護主義的壁壘與之抗衡。然而，限制外來商品、服務、技術及訊息流入國內，對國家的經濟發展又有什麼好處？發展中國家內受保護的行業，在沒有外來競爭的壓力下，會有進步的誘因嗎？
　按照過去中國二十多年的經驗，願意開放本地市場與外通商始終是應走的方向，參與貿易的國家最終應該能夠分享到貿易所帶來的好處。外商帶進資金，也同時帶進管理方法和技術，這些都不是保護主義貢獻得來的。
限制自由貿易更難改變落後
　中國今天「世界工廠」的美譽得來不易，可是其他發展中國家只要同樣願意開放經濟，未來世界上將會有更多的「世界工廠」。現在的發展中國家面對的貧窮問題，不是因為太多自由貿易，而是因為太少自由貿易。要知道，貧窮的國家多數在社會、政治、文化等範疇亦同樣落後，而普遍性的落後也令到這些國家更難脫貧。像非洲國家，貧窮的問題源於貪污、內戰、種族仇恨和極權主義，限制貿易是不能改變這些問題。固步自封，唯一的原因，是國家內的既得利益不願意見到競爭。要改變落後國家的情況，惟有靠面向世界，學習先進國家的優點，強化自身社會文化。全面的自由貿易當然是互惠互利，但單方面開放市場比保護及管制仍然是較佳的方向。（文匯論壇）

綜援政策大改革

[2006-03-31] 綜援政策大改革
■陳心田　獅子山學會經濟研究員
　騙取綜援女子梁蕙淇獲判緩刑一案，相信會引來市民對綜援濫用一定的關注。在今個年度港府在綜援及公共福利金計劃的開支預算達二百四十五億元，佔預算開支約百分之十。綜援的原意是協助有需要的失業人士，在未能找到工作前可以得到經濟上的支援。整個構思既可紓緩困境中的家庭燃眉之急，亦令社會在經濟不景氣時相對穩定。然而在實際運作時，我們總希望受援助的是真正有需要的人，資源有效地被運用。綜援亦只是暫時的幫助，故此真正有效的綜援計劃應該包括鼓勵失業者重新找到工作的誘因。
　美國九十年代的經驗該可作為香港的借鏡。一九九六年，美國在克林頓主政期間通過了一個法案，改革了社會福利政策的推行。其中一個政策是規定有需要領取聯邦援助的人士，一生當中最多只能獲得六十個月的經濟援助。
　這政策有兩大優點。首先，六十個月的上限令失業者不會無了期依靠政府，失業人士在領取援助的緩衝期，依然要努力尋找工作，自力更生。該政策亦令政府在監管方面較為容易及簡單：由於每人只配給六十個月上限，失業者失去誘因在非緊急時候虛報資料申請援助。
　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一月三十日，綜援個案高達約三十萬宗，而單就零五年四月一日至十一月三十日期間申領綜援宗數接近四萬四千宗。雖然香港和美國的經濟環境並非完全相同，但在綜援開支龐大，而又被部分人濫用的情況下(當中包括塗改醫生紙及拒絕參與社區服務)，美國這個上限政策不失為一個可考慮的方向。
　細節方面(如時間上限的制定)，港府及社會福利署當然要因應香港的需要以作出調整，但總體來說，美國的社會援助政策的改革是務實而又可以實施的方案，絕對值得香港參考。最終，大眾都深盼失業者能夠重新投入就業市場，不只對社會的發展可以作出貢獻，本身亦可以享受到工作時的滿足感及自力更生的成就感，再拾個人尊嚴，是利己利人的結果。（文匯論壇）

‘小政府，大市场’的真义

‘小政府，大市场’的真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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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11月15日 02:24 香港商报


自从曾特首在9月提出‘积极不干预’已经不存在，改用‘小政府，大市场’为施政理念后，即引起学界及政界激烈的争论，最后连经济学大师佛利民也加入战圈，好不热闹。笔者认为，要研究香港的经济政策方向，探讨政府的角色，先要更清楚界定有关的概念。

回顾香港的经济发展史，60年代可算是关键的十年。当时港英政府面对发展及解决贫穷问题，财政司郭伯伟一直坚守约束政府开支、采取节制的税收两大原则。这套公共理财哲学隐含的智慧，便是限制政府可挪取的资源，腾出市场空间让个人根据自己的选择作出投资、营商及就业的决定。结果，香港在这种理财哲学下逐渐成为世界最富裕的经济地区之一。其实，细心理解基本法的原则，当中要求特区政府遵从‘财政预算以量入为出的原则，力求收支平衡，避免赤字，并与本地生产总值的增长率相适应’(第一百零七条声明)及‘参照原在香港实行的低税政策’(第一百零八条声明)，正是‘小政府’理财精神的延续。

由于基本法的规范及政府多次强调公共支出不会占多于GDP的20%，笔者估计‘小政府，大市场’在财政开支这层面大体上可以维持。问题是公共开支的控制只是‘市场主导’的其中一项条件，而非唯一条件(necessary but not sufficient condition)，政府应该承担的角色并未能在‘小政府，大市场’这口号上被清楚陈述。

大部分支持市场主导的人士皆认同政府在社会上担当重要的角色，当中包括保护私产、建立法律基建(例如法庭、立法机关)，并有限地提供少数市场未能供应的服务及建设(例如消防)。至于大部分的经济、民生范围，市场主导者则支持以供求下的价格带动交易机制，参与者可以透过自愿买卖而达致互惠双赢的结果——背后理念是以尊重个人的选择为依归。

尽管在公共开支上有一定制衡，但特区政府在经济计划上渐趋活跃，令人担忧市场主导政策去如黄鹤。亚洲金融风暴后，部分人士认为香港要继续成长，政府必须制订更多政策(例如扶助个别行业)及引入更多规管。可惜特区政府数个主打的政策如数码港、‘八万五’等均未如理想，早已显示政府干预的低效率。不少倡议政府引入更多政策及规管的人士，仍然不了解政府策动的计划越多，市场的发展越发被窒碍，个人的活力越发受到限制。

早前公布的全球经济自由度指数，香港依然名列前茅，这是国际机构对本港市场主导政策的肯定。港府切勿对我们赖以成功的传统轻言放弃，偏离市场主导这‘基本法’。


作者:陈心田

陳心田: 尊重知識產權 創意改變國勢 (12.8)

財富創造及資源分配是經濟學最重要的兩大題目。可惜到了19世紀中期，連馬克思在內的大部份學者偏重研究資源分配(包括收入分配)的效率，忽視了大師亞當史密在18世紀的巨著國富論( Wealth of Nations)中對於財富制造及經濟增長的分析。幸好這題目到了20世紀又再備受關注。奧地利經濟學鬼才熊彼德首先提出了創新(innovation)的概念，啟發了我們對經濟增長的認知。根據熊彼德的分析，創新(包括新產品、新生產方式、新市場、新原料供應及新管理方法)涉及以比較陵觸v的方式取代舊有的生產或交易方式。1987年諾貝爾獎得主梭羅以科技去闡釋經濟增長，與熊彼德提出的創新又是互相呼應。一言以蔽之，新思維、新知識及新科技乃創造財富、帶動增長及改變國勢的動力。問題是怎樣的政策才可以激勵創新與科技？1968年，夏定提出所謂「公有的悲劇」(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刻劃出沒有產權界定下資源會被過份虛耗。簡單來說，不屬於任何人、任何機構的資本是沒有人或機構會予以珍惜，因此產權的清楚界定乃保護、管理和發展相關資本的誘因。1991年諾貝爾獎得主高斯便提出一簡單卻重要的理念??產權的界定乃市場交易的前提!現時已發展國家的政府透過專利(patent)、版權(copyright)及注冊商標(trademark)的法例去界定及保障新思維、新科技，藉這類的產權??又可以通稱為知識產權(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去制造有利於推動創新與科技的土壤。美國在上世紀開始在科學及創意工業的領域保持優勢，很大程度上與美國政府保障專利、版權及注冊商標的意志及努力有關。理解了知識產權背後的精神及其對整體發展的意義，才可以更明白尊重版權的重要性。明顯的例子是近年香港電影業無法回復舊觀，這與盜版及非法下載不無關系。創意工業者的回報由於知識產權遭到侵擾而減少，他們創作的誘因亦隨之受到削弱。打擊盜版及非法下載並維護版權，警方、海關等政府部門固然責無旁貸，但個人謹守自律也十分重要。此外，喜劇天皇周星馳數年前曾自己派人到市面調查香港盜版的情況，然後向警方作出舉報，實為一妙著。畢竟政府保護知識產權時可以得到創意工業者的支援配合，必定更有效率。如果說創意與科技為經濟增長的支柱，知識產權的確立則為支柱的根基。侵犯版權有機會帶來短暫利益，長遠我們則恐怕都要付上沉重的代價。任何國家希望在創意工業及科技上有改成就，加強知識產權的保障舉足輕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