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 encounter Wallace

BC 2009

2009-08-05T12:35:00.002-07:00

2009年五月十二日為BC省選之日，亦是「自由」與「民主」之爭—省自由黨跟省新民主黨對撼！由於省政府為兩大黨把持，故無論選舉結果如何，都不會發生現時聯邦少數政府的局面。

一直以來，BC省都承受著「保護」與「發展」這兩股某程度相對的力量所牽動。BC省對於維護環境、天然資源、歷史遺址及文化古蹟素來重視，甚至成為省的傳統。另一方面，不少商界人仕看到本省的經濟潛力，深知BC可被建立為東亞與加美的連接點。不管下屆省長是省自由黨的金保爾抑或省新民主黨的詹嘉露，都將要設法平衡兩股力量以達致BC省的「可持續發展」。

現存省新民主黨班子與簡嘉年時代大不相同。好處是詹嘉露可儘量與九十年代新民主黨的劣績劃清界線，但同時卻要扣上缺乏執政經驗的帽子。相反，BC省自由黨從2001年便由金保爾帶領執政至今，選民較容易評價該黨的執政能力。

金保爾上任後一直走減個人入息稅及公司稅的方向。即使BC省在三類個人入息稅方面(10.5%、12.3%及14.7%)仍高於亞省的10%，在加拿大諸省中仍算偏低。BC公司收入稅將於2001年減至10.5%，並於2011年進一步削減至10%。BC自由黨從2001年開始實施的減稅政策，對本省的營商環境與及經濟增長起了正面作用。當然，政府可以在減稅之餘借債度日，但實情是否如此？BC省政府今天的信貸評級為AAA最高級別，債務健全。

BC省政府亦未有犧牲醫療開支以成全減稅。據省財政廳長韓仕新表示，在BC自由黨執政下，醫療開支由2001年到2011/12年度預計增加65%。事實上，現時本省的醫療開支佔省GDP近8%，任何提出金保爾漠視醫療的指摘均有欠公允。不過菲沙研究所一份報告指到，2008年本省病人輪候時間為17星期，與全國平均數字相約。即便BC省輪候時間為全國第二短，表現仍難言理想。這倒未必關乎省政府花錢不足。隨著人口老化，公營壟斷的醫療體制有檢討必要。順帶一提，BC省的福溪急症中心(Urgent Care Center at False Creek Surgical)向病人提供私營服務，既可減低公營服務的壓力，又予以病患者更多選擇。任何明智的省長候選人，都應當支持在不抵觸加拿大衛生法前提下引進私營醫療服務。

BC自由黨2008年二月提出徵收炭稅，並於同年七月推出。雖然金保爾政府一直強調炭稅旨在針對溫室氣體排放，目標要溫室氣體到2020年減低33%，而新稅項為稅務中立(即不會在整體上多收省民稅款)。可惜炭稅執行的首天汽油價格約$1.5，駕車者大有「百上加斤」之感。隨著油價回落，加上其他稅務減免、優惠的中和，炭稅反對之聲可望抒緩。話需如此，在現時缺乏完善公共交通運輸配套下，炭稅對於減少私家車使用效果成疑。

另一項關於金保爾政府的爭議性題目為增加最低工資水平。要求省政府增加最低工資水平的眾君子，寄望此舉可改善低技術勞工生活。殊不知提高工資下限，變相剝削了僱主與僱員的議價自由，並會引致職位流失的惡果！最低工資的犧牲者當然不會是醫生、律師這些知識型僱員，反而正正是最欠缺學歷、技術、工作經驗及人脈關係的一群。BC省在環球經濟衰退下，失業率早已超越6.5%，支持提高工資下限只會令失業率惡化，更可能對經營本已困難的中小企落井下石。

要打造本省作為亞太門戶(Asia Pacific Gateway)，跟中國深化經貿合作相當重要。跟據2007年的數據，安大略與BC為對華貿易最主要的兩個省份。BC自由黨近年致力發展與中國經濟關係，預料未來仍會謹守相關政策路線。詹嘉露與新民主黨要挑戰金保爾，其中主要關鍵便是能否在對華貿易上有更優良的政策。

無論讀者傾向繼續支持BC自由黨，或希望給予新民主黨一個執政機會，最重要是不要浪費省選投票機會。BC 2009的大選結果必定影響我們未來數年的生活及社會發展，站出來投下神聖一票吧！

決戰前後

2009-08-05T12:35:00.001-07:00

加拿大聯邦選舉決戰於十月十四，哈珀領導的保守黨奪取一百四十三席，壓倒位居第二的自由黨，再次組成少數黨政府。魁人黨獲得四十九席，而新民主黨則取下三十七席。綠黨在大選拉票期間頗為積極，也取得總票數的6.8%，但最終無法得嘗任何議席。

回顧九月哈珀親自推倒還有機會執政至2009年的政府，之前一定考慮過保守黨的勝算，認為選舉結果不會比本來的一百二十七席差。不過九月中旬雷曼集團倒閉，環球金融海嘯進入另一波，股票、信貸市場盡皆震動恐怕亦非哈珀可以預知。無論如何，保守黨能夠多出上屆十六個國會議席，又換得一個更弱勢的最大反對黨，實為今次選舉的勝利者。奪取僅七十七席的自由黨由於比之前擁有更少席位，短期內倒閣重來的機會不大，而哈珀應該可以採取強硬的立場推動政策。選舉失利後，自由黨狄安已經宣佈會在選出新黨領後辭任黨領之職。自由黨現時包括狄安在內的數位領袖仍未顯露大將之風，這恐怕為該黨今天最大的挑戰。新民主黨增加了七席，既非驚喜，又未致失望。魁人黨保持水準，證明杜鍚一族在魁省仍然甚有市場。

今年聯邦大選投票率約59%，創出聯邦選舉新低記錄。其中一個最常聽到不參予投票的原因，在於認為所有候選人或政黨都表現不佳，難投信心一票。細心一想，如果要等到完全稱心如意的候選人出現才去投票，肯定不切實際。曾聽過有人形容選舉候選人似挑選「爛蘋果」，要點是選破爛較少的。選舉之前，我們可以先衡量議題的輕重緩急，再比對候選人及政黨對相關議題的立場，翻查記錄了解誠信，接著選擇「破爛」最少的。除此之外，亦有意見認為在千百萬的選票下，一票猶如汪洋中的小滴，對結果影響甚微。假如所有選民都持有這種想法，根本不會存在千百萬張選票。今次溫哥華南選區競爭劇烈，相差二十二票(一萬六千一百零九對一萬六千零八十七)，每一張選票都寶貴非常。

今屆已經是加拿大連續第三次由少數黨政府執掌政權。少數黨政府，顧明思義指最多議席的政黨無法取得過半數國會議席。歡迎少數黨政府的認為有利制衡﹔亦有意見認為少數黨政府綁手綁腳，政策經常為妥協下的產物。尤有甚者，少數黨政府有隨時被推倒的可能，結構欠缺穩定，較難制定出長期政策。縱使我們選出大多數政府，國會權力其實受憲法及法院限制，「一黨專政」談可容易？有建議引進比例代表制，讓諸如綠黨這類小黨派可以按比例取得國會議席。雖然比例代表制的引入可以讓國會更加百花齊放，大黨小黨共冶一爐，但要兼顧眾多黨派的聲音，議事廳內政見的分歧只會更嚴重，執政黨的效率會進一步被削弱。

美國金融海嘯引發的全球經濟困局，新任議員們理當頭痛不已，但亦為「亂世出英雄」的好時機。在特殊情況之下，政府、中央銀行適度介入市場穩定信心可以理解，但慎防過度干預，更要選擇時機抽身。加國央行於十月表示，2009年國內收入估計會萎縮1.9%。預料聯邦政府為求鼓勵投資、消費，短期內寧可忍受赤字亦不會提高稅率。作為首屈一指的經濟強國，又是加拿大最大貿易夥伴，美國經濟欠佳誓必不利本國。我們要在「美國患病」的新形勢下自保，放鬆勞工市場規管及致力與更多國家發展自由貿易尤為關鍵。之前加、中關係僅屬一般，寄望哈珀政府可以作出改善，強化兩國的互惠互利。

醫療本為加國人民關注的重要議題，惜各大黨派缺乏開放的討論及大膽的建議。實情是跟據菲沙研究所發表的報告Waiting Your Turn: Hospital Waiting Lists in Canada, 18th Edition，病人輪候時間中位數需要約十七星期，情況極需改善。報告其中一位作者Nadeem Esmail 認為即使有少許進步，現時等候一百二十一天的狀況並不值得加拿大人所驕傲。容許私營醫療有更多參予、簡化來自外地醫療人員在本地執業的資歷認証當為解決醫療困局的靈丹妙藥。

選舉已經完結，我們的選擇都透過選票或不投票表達出來，所以對選舉結果喜歡與否，也要接受並支持—這是民主普選的核心價值。國家的一眾政治領執袖及官員需要處理重要的政策、民生問題，又不時要作出與大眾息息相關的決定，過程中非常需要「從上而來」的智慧。我們有否恆切地為他們禱告？你上一次為政治領袖、政策制定者禱告又是何時？「王的心在耶和華手中，好像隴溝的水，隨意流轉。」箴言二十一章一節的智慧套用在加拿大的政壇，仍然不會過時。

聯邦財政預算--妥協下的產品

2009-08-05T12:34:00.001-07:00

聯邦財政預算案終於在有驚無險下獲得通過。今次財政預算廣受關注，固然與加拿大正面對衰退有關，但之前在野三黨的「倒閣」事件亦令國民對法案會否通過甚感興趣。

去年十二月，狄安領導下的自由黨、林頓的新民主黨及魁人黨的杜錫上書總督莊美楷，表達組織「聯合政府」(Coalition Government)的意願。一般估計，這倒閣舉動與保守黨提出要廢除政府對政黨的資助有關。儘管反對黨此舉合乎憲法，但加拿大人對「聯合政府」的意見存在嚴重分歧。照Angus Reid Strategies於十二月初的調查，當時43%受訪者贊同休會、38%支持在野黨組織「聯合政府」及35%贊同舉行大選。莊美楷選擇聽取保守黨哈珀之言，將國會暫停至今年一月二十六日。為求繼續執政，我們相信保守黨在預算安排上作出了一定讓步，博取在野黨(主要是自由黨)的支持。另一方面，自由黨十二月陣前易帥，新黨魁葉禮亭對「聯合政府」較有保留，最終讓預算案經自由黨修訂後過關。這份「入不敷支」的預算案為97/98年度以來首個赤字預算。按財長估計，單在2009年便會出現約三百四十億赤字，約佔國內生產總值2%。

傾向信任市場力量主導經濟的政黨—包括英國的保守黨、美國的共和黨及本國的保守黨，傳統上都支持約束政府的規模、嚴控公共開支並達致平衡預算(有趣的是共和黨總統布殊帶領美國政府時開支與赤字驚人；反而前民主黨總統克林頓更能平衡收支!)。無怪保守黨前競選經理弗拉納根(Tom Flanagan)便表示很多保守黨支持者不喜歡這預算案。獨立機構菲沙研究所的維德休斯(Niels Veldhuis)對預算案的高赤字亦不滿意，質疑政府增加開支對刺激經濟的果效。他也對全面性兼永久稅務減免的力度欠奉表示失望。不過是次龐大的赤字計劃，與其說是保守黨施政的方針，反倒應視為妥協下的產品。只要明白這道理，大家便能夠理解哈珀因何要放低保守黨審慎理財的核心價值。話說回來，筆者在08年「決戰前後」一文已談過少數黨政府的限制，當時又預料到聯邦政府寧可忍受赤字亦不會提高稅率。

據加新社與Harris-Decima進行的調查，有62%受訪者希望預算案獲通過，亦即過半數受訪人仕對法案「收貨」。撇開哈珀需要妥協的事實，這份預算案仍屬合格之作—即使五年內約八百五十億赤字確實讓人擔憂。首先，保守黨並非一味靠賴加大公共開支，計劃中不乏「還富於民」的減稅安排，體現了該黨尊重個人運用資源的智慧。公共開支上，一些涉及基建與社會房屋的花費、教育的投資，本來就乎合加國發展的需求。或許在金額、細節方面值得商榷，方向上不致迷失。撥款予文化藝術、旅遊及娛樂設施屬於「分餅仔」技倆，對抒緩經濟困境及長遠發展無甚裨益。

按照一月的數據，加拿大的失業率已經高達7.2%，而BC省的失業率則攀至6.1%。我曾強調政府適度介入市場穩定信心可以理解，但要選擇時機抽身，這無疑與前聯邦國會議員曼寧(Preston Manning)看法相似。早前一個聚會中，曼寧提及政府往往只有刺激經濟的財務計劃，在日後何以彌補赤字的方案則少落筆墨。今次在政治壓力下，聯邦保守黨推出的預算案尚可接受，但未來何以逐步回歸平衡預算，各位卻要細心留意、積極監察！

挽狂瀾於既倒

2009-08-05T12:32:00.000-07:00

民主黨候選人奧巴馬於去年十一月四日擊敗共和黨麥凱恩嬴得總統選舉，並於一月二十號正式成為美國第四十四位總統。然而經過次按風暴、信貸緊縮及金融海嘯一連串打擊，美國經濟早進入艱難時期。奧巴馬「新官上任」後單要應付經濟民生的挑戰恐怕已經頭痛非常。

現時美國國民可能寄望聯邦政府擔當「救主」大灑金錢、大興土木，藉以「創造」新職位。事實上，奧巴馬本人亦承諾過會創設大量工作機會。不過在期望政府花錢刺激經濟的同時，我們要明白所有公共開支其實源於納稅人—政客、官員並沒有向社會注入額外財富。換而言之，聯邦政府花的一分一毫來自國民口袋或以債渡日(亦即先洗納稅人的未來錢)，並非真正創造財富。畢境羊毛還是出於羊身上！儘管美國政府加大開支在個人缺乏消費及投資意慾時可稍為強化公眾信心，解決經濟困境始終有賴一系列「正和」(net sum)政策去提升整體財富。

加拿大菲沙研究所的麥馬漢曾指出經濟自由乃繁榮與成長的其中一個主要推動力，而享有高經濟自由度的省份一般擁有較低稅率、較小政府規模及具彈性的勞工市場。這些條件的確可以製造工作機會並誘發經濟增長。套用於此時此刻的美國，減稅及降低工資的限制為奧巴馬政府當考慮的政策。鑑於經濟困難時政府欠缺削減福利的空間，美國政府推行減稅時忍受短期赤字上升無可厚非，但經濟好轉時卻要全力滅赤！至於勞工市場方面，政府勉強以法例推高工資只會令就業情況惡化。最低工資的支持者，出發點是希望低收入勞工待遇得到提升。然則在最低工資的法例下，員工所付的代價是喪失了和僱主議定工資的自由。實情是僱主在最求利潤的原則下，可以選擇減少聘請員工(例如以機器代替)去平衡最低工資法例下的額外支出，甚至選擇減少投資、創業或者寧願把資金投放到其他國家。最低工資的犧牲者當然不會是醫生、律師這些知識型僱員，反而是最欠缺學歷、技術、工作經驗及人脈關係的一群。下調最低工資水平可望抒緩美國弱勢階層之失業數字。

除了國內政策，奧巴馬也應該在對外貿易、吸收投資及引入專才三方面進一步拆牆鬆綁。經濟學天才李嘉圖(1772-1823)於十九世紀提出「比較優勢」(comparative advantage)，讓我們明白國與國之間的貿易並非你嬴我輸的零和遊戲。可惜基於不同原因，促進互惠互利的政策依然會存在反對之聲。奧巴馬要改善經濟民生，推動貿易刻不容緩。只是正如任教於西門菲沙大學政治的莫恩斯博士認為，奧巴馬面對著核心支持者如工會的政治壓力，實行更多保護政策不會讓人意外。第一批對貿易有所保留的，當然來自「飯碗」受影響的一群。發展中國家以廉價勞工提供便宜的產品，對美國三億消費者雖然有利，但對美國部份製造行業則構成競爭壓力，難怪有關行業的工會及僱員會視為威脅。支持保護主義的眾君子請不要忘記假若美方增加貿易壁疊，別國也可以限制美國貨還以顏色，導致雙輸收場。美國僱員應要透過不斷培訓及學習去提升自身的生產力，並要以敢於遷移與轉營的態度面對競爭，而並非依靠政府保護。此外，美國政府要對外來投資持開放與歡迎的態度。2005年中國海洋石油希望收購美國的Unocal油公司，後來由於涉及國家安全問題而受阻。「國家安全」固然重要，但過份強調只會淪為保護政策的藉口，窒礙跨國投資並減慢復甦的步伐。現時不少所謂國有企業本身都是上升公司，大部份股權亦已分散在不同投資者手中，而公司管理層也要關注董事局及股東的意願。政府對於企業之間的收購投資，根本無須過份擔憂，更提防把商業行為過份民粹化、政治化。至於引入專才留在美國工作，既有利國家的生產力，又可增加國內租用及購買樓房的需求，一舉兩得。

自2003年起美國在伊拉克投入龐大軍費，開支的沉重已是不爭事實。喜歡與否，奧巴馬必須及早有序撤軍以直接減輕國民負擔，讓省下的資源投進經濟發展，方為利民抒困之道。美國首位帶有黑人血統的總統能否帶領全國挽狂瀾於既倒，很在乎政策是否運用得宜。筆者深願上帝祝福美國，God bless America!

比較、競爭何足懼哉—談加國教育

2009-08-05T12:31:00.000-07:00

每年在BC、魁北克、亞爾伯特及安大略，成千上萬的父母及教育界人仕都關注由菲沙研究所(Fraser Institute)發表的學校成績報告表。理由很簡單—報告表報導個別學校表現，提供的資料在其他地方難以尋獲。成績報告表負責人高利(Peter Cowley)指出，報告表的設立希望回應一個重要問題:「這間學校在學業方面與其他學校比較大致如何？」高利希望家長在替子女選擇學校時可以有所比較，亦能夠擁有每年一度的報告從而得知子女所就讀學校的發展。事實上，教育界人仕也可以積極利用報告改善教學方法。

回顧歷史，BC省的中、小學報告表分別在1998及2003年開始。魁省的中學報告由2000年開展。亞省比安省早，分別於1999及2002年起發表中、小學報告表。安省的中、小學報告表則分別在2001(中間中斷了五年)及2003年展開。成績報告表並額外列出重要的學童、社會及經濟指標，包括父母平均收入及英語為第二語言(ESL)在學校的百份比等。

雖然學校成績報告表旨在幫助家長評估子女就讀學校的學業表現，但反對報告表的聲音一直存在。首先，報告表被批評為欠缺全面性。誠然，體育、音樂、藝術或話劇等科目未被計算在內，但該類「非學術」科目的確欠缺客觀資料予以量度。況且，所有研究報告畢竟都存有局限！過去高利便提醒我們，以成績報告表去比較富裕地區的私立學校與農村地區的一所細小學校意義不大。倘若被比較的兩所學校在同一區域兼特徵相似，則比較結果應會對父母及教育界人仕有用。有趣的是從今年BC中學成績報告表來看，擁有很多來自低收入家庭(低於省平均的$68,600)學生的學校，學業表現亦未必一定遜色。

另一種批評來自部份教育工作者，他/她們覺得不宜將學校比較。實情是我們每天在衣、食、住、行等重要環節上均會比較、選擇，因何教育要有所例外？是教育界工作者本身害怕被比較嗎?順帶一提，BC教師聯盟(BC Teachers’ Federation; BCTF)不支持比較BC小學表現，又要求廢除用作評估學校的基礎技能測試(Foundation Skills Assessment ；FSA)。不過按COMPAS公司2008年的調查發現，83%受訪家長支持使用全省性(province-wide)的測驗結果去比較學校、70%以上的家長支持省教育廳全省性測驗的政策。教育的最終服務對象不是學童與家長麼？

最後一種反對意見認為發表報告的潛在動機在於鼓勵及高舉私立學校。這種看法缺乏證據，但倒帶出另一個問題:「因何加國的教育一定要公營主導？」莫非公營教育乃壇上聖牛，碰不得半點？私營學校只屬唯利是圖，教學優異也不能褒獎？現時加拿大政府制定的教育課程，傾向將靈性培育踢出班房；反觀不少私校重視全人教育，致力深化新一代在品格建立、價值取向上的發展。教育是增加人才資本(Human Capital)的主要途徑，政府給予資助備受大部份人仕認同，不過贊成政府出錢並不等於要政客、官員及教師工會支配教育。
己故經濟學家佛利民(Milton Friedman)在五十年代提出學券制的構想，認為政府只需專注以財政支援教育，用學券方式津貼學生而容許學生及家長選擇自己喜愛的學校。此舉不但增加學生及家長的選擇，而學校及教育工作者亦需要在家長的監察及學生的學習需求下，設計出適切及靈活的教育課程及營運方法免受淘汰。1996年，佛利民甚至成立基金會，專注推動學券制發展。根據「佛羅里達A﹢計劃」調查所得，曾經表現差勁的學校在學券制帶來的競爭下有明顯進步。

既然連學生在校園內都經常要接受各式比賽及測驗的挑戰，老師、學校行政人員也應「以身作則」，毋須逃避比較與競爭。致力求進的老師與學校行政人員，在檢視報告指標的同時大可把握機會去檢討自身的表現。另一方面，家長使用成績報告表時需了解其性質及限制。政府應徹底檢討現時公營主導的教育模式，儘量給予家長及學生更多選擇，而學券制政策絕對值得本國各級政府參考。最後還望從事有關教育的一眾人仕校正目標，以學童為本，致力讓加拿大的下一代可以獲取到更優質的教育服務。

東方快車之謎—金融海嘯原是集體謀殺

2009-08-05T12:30:00.000-07:00

偵探小說天后阿加莎.克里斯蒂(Agatha Christie 1890-1976)的名著「東方快車謀殺案」(Murder on the Oriental Express)，講述一宗發生於火車上的殺人事件。一眾乘客身上都散發著嫌疑氣味，但神探最後揭發兇手並非一人所為—車上搭客均為行兇者，真相是恐佈的集體謀殺！

今次環球經濟遭受金融海嘯衝擊，海嘯源頭美國、歐洲並新興市場幾乎無一幸免。為求將來不要重蹈覆轍，學者及政商人仕均渴望抽出罪魁禍首，尋找導致海嘯背後的原因。唯這百年一遇的金融系統震蕩所涉及的因素千絲萬縷，豈能一言而盡？又有質疑是次經濟災難究竟為「市場失敗」抑或「政府失敗」？這只怕也難以清晰界定。

儘管前聯儲局主席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任內美國大部份時間享受低通脹及穩定增長，包括著名學者約翰.泰萊(John Taylor)在內的批判者卻認定格老在2003至2005年一段時間內維持過低利率乃滋生房地產泡沫的誘因。格林斯潘不服，反指新興市場大量投資美債作儲蓄，推低美國長期利息，方令房地產市場熾熱。按格老的論調，外國低息貸款給美國人釀成樓市暴賬、次按叢生，但因何低息環境僅造就了樓房泡沬而非促進其他產業投資及民生建設？這便關乎好心做壞事之房屋政策。

就如菲沙研究所的米加.沃克(Mike Walker)指出，美國政府為促進房地產發展，不惜影響銀行信貸運作。克林頓(Bill Clinton)時期的策略及「社區再投資法」(Community Reinvestment Act; CRA)等安排把一堆信貸狀況欠佳、收入較低的國民勉強扶為業主，美國地產發展遂逐步建築在浮沙之上。其實政府只需予以個人空間努力拼搏，然後籌集首期再買房子，何必以政策扭曲市場「扶助」低收入人仕罝業？還不信邪？奧巴馬當可向實施「八萬五」的董建華先生討教一番。順帶一題，部份認為格老要為金融海嘯負責的人仕，指到聯儲局政策失誤招之大禍，主張把該局廢除。先不說低息環境是否同聯儲利率調控相關，主張廢掉聯儲局的眾君子似乎忘記了格老任內十多年美國經濟大致穩步增長，今次海嘯未足夠成為推翻聯儲局/中央銀行的理據。畢竟在聯儲局成立前的金本位制度亦有其缺點。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約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曾經指出，金本位下經濟體系常面臨通縮的壓力。[1]

金融衍生工具群起，亦令金融市場震蕩加劇。衍生工具原本旨在分散風險，但投機人仕喜愛運用當中的槓桿效應豪賭一番。過程中金融市場的風險不但未有被衍生工具攤薄，反倒大幅增加。如張五常教授的形容，金融機構間借貸與保險的合約串連，一出問題是整個金融合約結構倒塌。信貸評級機構還嫌問題未夠，來一招落井下石—風平浪靜時就給予良好評級，市況轉壞便將評級下調。讀者要明白，過去幾年很多抵押都是建基於一疊合約，一旦合約評級轉差，不少企業貸款能力馬上被削弱，令資金週轉雪上加霜。話說回頭，獨立機構的信貸評級根本未能準確反映新金融產品的風險，評級權威性不宜被誇大。
會計界推行的市價入帳(mark-to-market)，把金融災難推至頂峰。相關制度以市價衡量資產價值入帳，牛市時資產價值膨張，令企業帳面輝煌亮麗。然則熊市一現，即使機構(包括銀行)實際擁有的資產數目未變，本來看似資產豐裕的帳目頓時去如黃鶴。市價入帳會計制度在經濟繁榮時火上加油，在衰退時則雪裡添霜，真不知是何人所出的主意！尤幸會計界剛對市價入帳制度作調整，總算錯而能改。

自金融海潚爆發，華爾街人仕的貪婪作風備受責難，而這實為深層次問題。現時美國、加拿大政府制定的教育課程，只著重傳授文、理知識及具市場價值的技能，卻將靈性培育踢出班房。如果我們只視下一代為生產力單位，這種教育模式可以明白，但實情是一眾學童都按上帝形像所造，靈性建立豈能置之不顧？！是否應考慮把教育的選擇權從政客、官僚及教師工會手中交回家長及學生？政府可否只提供資金但不干預教育課程？已故經濟學家默頓.佛利民(Milton Friedman)生前建議政府可以供應學券(vouchers)，由家長選擇學校。果真如是，更多家庭可以揀選重視靈性培育甚至具宗教背景的學校，深化新一代在品格建立、價值取向方面的發展。我們的年青人、小孩子是否重視忠誠、盡責，以愛與同理心關懷別人，把注意力放到比金錢更寶貴的事上？一切由教育開始！
與其糾纏於「政府失敗」或「市場失敗」，筆者認為以「系統失敗」去形容金融海嘯遠為貼切。今天奧巴馬政府以高赤字、印鈔票刺激經濟，雖然可以理解 (成效尚待觀察)，但大都只屬治標之舉。美國要扭轉「系統失敗」，誓必從房地產政策、衍生工具的透明度、金融機構的運作、信貸評級的準誠、評級機構與被評級對象之關係及會計制度的革新入手。同意薜兆豐博士所說，教育學券化未必可完全扭轉華爾街內盛行的物質主義與貪婪文化，但著重靈性的教育一定程度上可鞏固道德倫常、淨化人心。在此願意求上帝介入經濟困局之中，亦深盼全球的「東方快車」可以重回正軌，再踏征途。

[1] 「狂飆的十年」史迪格里茲著齊思賢、張元馨譯 P. 112 天下遠見出版 2005年

加拿大存在「反分工」現象

2009-08-05T12:29:00.000-07:00

曾經在香港居住的朋友，可能會發覺這裡很多家居工作，加拿大人習慣親力親為。由電器修整到自製傢私，很多家庭都自己操刀，而這與港人連最簡單的家務都假手於人相映成趣！筆者過去以為純屬文化差異，但期後發覺現象背後離不開經濟因素。畢竟不少所謂「文化現象」亦不乏成本及效益(cost and benefit)的考慮。

亞當.史密斯(Adam Smith 1723-1790)這位經濟學宗師，讓我們明白分工是提高生產力的關鍵。透過市場把自己專業的生產和別人進行交易，在買賣機制下達致互惠互利。現代社會，有多少人會一力承擔衣、食、住、行的生產？大部份人豈非都專注自己的事業，然後將賺回來的金錢換取其他的物品及服務？不要少看分工效應，這股神奇力量造就了經濟爆炸性的增長。不信乎？且用一個簡單的例子予以說明。假設要求閣下以一己之力，由無變有地製造一罐汽水，所花的時間與精力恐怕難以想象。實情是一罐汽水在市場上購買只所費無幾—分工所發揮的效率可算大矣！

既然分工為促進生產力、提升生活水平的重要原因，人類分工智慧從何以來？根據「國富論」卷一第二章，史密斯認為：「分工的形成，是因為人性當中有某種以物換物的傾向…這種性向是否為人性中固有而無法進一步分析的本質，或者更有可能是理智和言語能力的必然後果？這些不是我們在這裡要研究的問題。」[1]史密斯所談及的「傾向」，或許便是造物主精密的設計。順帶一提，新約「以弗所書」四章教導信徒按恩賜「各盡其職」，正好與專業生產及分工的精神吻合。

一個靈活而富彈性的勞工市場有利分工，可惜加拿大勞工市場限制不少。本國最低工資窒礙僱主與僱員議價的自由便為一例。加國勞工市場受到工會龐大力量所左右，就連不支持工會決定的個別成員，在集體談判及糾察線安排下也每每受壓要放棄個人意願而與其他成員共同進退。如果工會制度及相關的勞工關係法例發展到一個行業的員工在很大程度上被削奪「拒絕加入工會」的自由，又或者加入之後被要求完全接受「少數服從多數」的捆綁，分工效率定必遭到削弱。菲沙研究所與及其網絡機構去年九月發表「2008年度世界經濟自由報告」，加拿大在勞工市場規管的得分為7.22，比美國(8.29)、香港(8.15)及英國(7.42) 落後。最近BC省選由反對調高最低工資水平、較不向工會傾斜的BC自由黨勝出，有利本省經濟與就業。

在市場制度下，賺取的回報可以由於個人的才能不同、付出的勞力不一而有所高低，這基本上無可厚非。不過我們是否慣於把人的收入與其價值掛勾？月入百萬行政總裁的生命比修路工人的更寶貴麼？新約哥林多前書十二章提到教會內不可能全都是「眼」，需要不同「肢體」配搭。市場上的專業生產何嘗不是？只有商人、醫生、律師及工程師而沒有一眾藍領勞工，社會運作誓必難以暢順。

由於僱用工人成本偏高，因此不少本地人從小培養了十八般武藝，木工、電工、園藝甚至修理汽車都有板有眼。可是從增加社會整體生產力的角度來看，這種「反分工」現象則弊多於利。加拿大要增強分工效應，深化勞工市場自由度乃重要一步。鼓吹分工之餘，我們不忘謙卑看待自己的建樹，並認真尊重別人的貢獻。始終相信「工作收入不同生命價值相等」，你同意嗎？

[1] 阿當.史密斯著謝宗林與李華夏合譯國富論先覺出版 2000

台灣前途何去何從？

2008-04-07T11:48:00.001-07:00

陳心田: 台灣前途何去何從？
加中時報 23-03-2008

台灣大選成為全球華人聚焦之點，藍、綠二營在過去數月施展渾身解數，選舉結果終於揭曉。這裡不打算評論政黨表現、馬謝兩人所得所失，卻嘗試從政策的角度分析台灣的方向。政治人物的花招使人眼花繚亂，一時談「統獨」、一時談「公投」，時而「兩國」時而「一中」。如果我們在這大堆「口水戰詞匯」中埋首鑽研，恐怕找上一年半載對台灣前途也毫無頭緒。研究台灣的發展，要多以客觀事實為依靠，再縱觀世界大格局，方能夠整理出一幅較清晰的圖畫。以國民生產總值計算，中華人民共和國於2007年排名第四，跟第三名的德國叮?馬頭。隻有數千萬人口的台灣，內需規模有限，一直重視對外貿易。根據「經濟學人」所提供的資料，台灣於2006年的出口為國民生產總值的70%，入口則為64.4%。數字又顯示內地市場佔台灣2006年出口約四分之一，美國、日本分別佔15.2%及7.6%﹔入口方面內地佔12.3%，美國、日本佔11.2%及23%。按Asia Times 的資料，台灣至2006年6月底在內地投資了約500億美元，佔整體海外投資七成。簡述了資料數字，再描繪國際形勢。筆者在去年12月21日的專欄早預計美國2008年經濟陷困局，不幸言中。龐大的軍費、天文的赤字及疲弱的資產市場將在未來一段日子困擾花旗國。對其他國家而言，美國經濟的下滑代表了消費者市場的萎縮。反觀中國經濟增長強勁，部份人民財富大大提升。近年內地除了繼續為包括台灣等地提供廉價勞力，更開始成為世界上重要的消費市場。七大工業國對13億人口的商機本來已經相當留意，美國的衰退隻會令內地市場更受注目。此外，隨著北美自由貿易區、歐洲聯盟的誕生，區域內的經濟融合是全球化下的潮流。凡此種種都顯示台灣難以自絕於內地！早已對政治上的「口水戰」感到厭倦，反要指出台灣總統不論姓「馬」姓「謝」，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深化貿易及經濟合作為大勢所趨。誠然在政治及文化上，兩岸存在一定t距。然而昔日的歐盟區為兩次大戰的主要戰場，今天德、法、英不是牽手推動經濟聯盟？說緊密的經貿交流會減低兩岸開戰的機會並非夸張。台灣在科技工業大有瞄頭，加上不少企業資本充裕，正好與內地優勢互補。北京一意要拉近兩岸距離，促進互利關系為根本之道。爭取「三通」、更自由的兩岸貿易及放鬆兩地投資、旅游自當是台灣新總統的主要目標。其實馬、謝二人可能亦心裡有數，但選舉時總要就聽眾口味發言。或許有人擔心在更自由的貿易及投資合作下，台灣會變得過份依賴內地。實情是生活水准為民眾切身利益、經濟強盛為爭取外交籌碼的重要條件--無法想像一個不景氣的台灣可以自主自強。當然，在強調兩岸經濟融合的同時，台灣政界商界仍然要致力發展內地之外的市場，有助分散風險。

内地矿业发展有改良空间

2008-03-10T13:56:00.000-07:00

内地矿业发展有改良空间
2008年03月08日 06:34 中国窗香港商报
根据独立研究机构菲沙研究所(The Fraser Institute)的2007-2008矿业公司调查，中国内地在矿业投资环境的排名中占第五十三位。加拿大的魁北克省及美国的内华达州分别被选为最佳及次佳，位居第三的芬兰去年度只排第廿九位，洪都拉斯位列第六十八而敬陪末席，上次表现优异的澳洲地区包括南澳洲、昆士兰及塔斯曼尼亚却十强不入。

今次的调查综合了三百七十二位矿业行政人员及经理对政策的意见，整个排名基于一政策指数，当中量度了包括环境规例、税务、基建及劳工等在内十四种政策。菲沙研究所的贸易及全球化研究总监，是次调查的统筹Fred McMahon明言，调查结果显示稳定、可预计及透明度高的政策环境对吸引投资，保证良好的社会、环境及经济效果非常重要。McMahon又指出，矿业乃国际性，各地政府需要预备在国际平台上争取吸引矿业投资。

中国内地在六十八个地区中排名第五十三，无疑有很大的改善空间！不过在亚洲区内，中国仍要比菲律宾（第六十位）、蒙古（第六十一位）、印尼（第六十二位）及印度（第六十三位）优胜。Fred McMahon 认为，中国在十四个政策范畴内都可以改进，尤其是法律管治(rule of law)方面的表现。譬如在矿业条例的不确定性、条例的重复性及不一致性方面，中国的得分只占第五十五位。中国法律管治较弱，并存在很高的不确定性，故此要在法例的透明度及一致性上多下功夫。报告中有受访者坦言在中国‘不可能达成有约束力的法律协定’，又有受访者表达了对中国官僚体制的担心。如此看来，各级政府、政策制订者及法院在监督合约的履行上确是责无旁贷。

因为智利在发展中国家里拥有良好的矿业政策，中国大可参考。在排名榜首十位被已发展国家垄断的同时，智利打进第六位。智利的政策制订者明白矿业发展可以引入资本、增加就业，并有助脱贫。值得一提的是，智利透过改善市场环境及实行开放政策，促进本身的经济自由度。在菲沙研究所的‘世界经济自由度指数’(Economic Freedom of the World Index)中，智利的排名远超邻国。
智利自1975年起平均经济增长3.9%，高于拉丁美洲0.8%的平均增长。出乎反全球化人士所料，富人绝非唯一得益者，这从智利的收入分布比邻国较平均可见。在矿业而言，智利条例及税收的稳定吸引了投资强劲地涌入，藉此制造就业及促进繁荣。
基于全球的增长及新兴国家（例如中国）对材料的需求，矿业投资在近年增加不难理解。从今次的报告可见，大部分的受访者都预见2008年将有更大数目的开矿投资。依据受访者提供的资料，他们在2004年的总投资额仅九亿八千万美元，而2006年的投资额已经升至十四亿八千万美元。由于矿业投资在大部分国家（包括中国）正在增加，政策制订者要考虑到政策如何可以助长投资，矿业政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越发举足轻重！不论是矿工还是环保分子，对于稳定、可预计及透明度高的政策环境应会感到‘有所适从’，中国应以此作为未来矿业政策的基本原则。

新移民就業仍偏低改變思維扭轉形勢

2008-03-10T13:53:00.000-07:00

陳心田: 新移民就業仍偏低改變思維扭轉形勢
加中時報 08-03-2008

加拿大統計局剛發表了有關移民就業的數字，有助加深我們對移民就業狀況的了解。根據統計局提供的資料，加國由2001至2006年的平均就業增長為七大工業國之首。令人憂慮的是即使新移民的教育程度較本地人高，失業率卻遠高於本地人。若單以中、港、台三地的新移民作比較，失業率分別為12.5%、9.3%及16.1%。此外，三地新移民在多倫多的就業狀況比溫哥華優勝。統計局的Petiti指新移民失業較高與語言、本地工作經驗、社交網絡(social network)及專業認証有關。我們對Petiti所提出的理由應難存異議，但尚有另外一些因素似被忽略。首先，新移民究竟是否比較抗拒到溫哥華、多倫多及卡爾加裡等大城市以外尋找工作？統計局的數字告訴我們，全加拿大有3.4%的工作一族於2001至2006年期間有轉往其他省或地區工作。初到本國的朋友，希望住近熟悉的親友理所當然，但在欠缺機會之際也可以嘗試申請其他省份的職位空缺，免得將自己的前途局限於一省之內。隻要省政府之間可以互相承認彼此的「職業証明」(occupational certification)，將有利移民跨省工作，可以增加就業市場的靈活性。

前加拿大大使Martin Collacott早於數年前一份報告中提到新移民在加國的經濟表現較「土生」及較早移民到此的人仕遜色，建議我們集中協助已經抵達本國的移民融入社會。誠然個別行業或團體隻要可以在興旺的移民潮中分上一杯羹，自當希望政府及移民部「多多益善」，大批大批地引入更多移民。我們亦不排除政客透過放寬移民政策以爭取少數民族的選票。因為有利益涉及在內，他們的立場可以被理解，但對加國整體是否有益處則絕非必然。政府要集中引入適合本國需求的人仕，移民政策要以制造雙嬴為目標。否則新移民入境之後會發覺自已的專長缺乏需求，遂會變得「學非所用」兼「進退兩難」。倘若最終要靠社會福利渡日，便無法自力更身而在工作中找到滿足及回報，這對移民本身及加國無疑造成雙輸局面。

除了移民政策，政府在勞工條例的安排也要改革。菲沙研究所(The Fraser Institute)在2007年發表了一份分析美、加勞工市場表現的報告，當中提到最低工資、工會化程度及勞資關系法等?疇都影響就業增長、失業率、失業時限及生產力。筆者覺得本國的勞工市場過份地被規管，最低工資的限制便是一例！我們要明白，多一點的政府工資管制意謂少一點勞資安排的空間，直接對勞資雙方造成沖擊。相對於市場供求下所出現的工資水平(亦即「市價」)，最低工資強逼雇主要付出較「市價」高的工資。雇主在追求利潤的原則下，大可減少聘請員工(例如以機器代替)去平衡最低工資下的支出，甚至選擇減少投資、創業或者把資金投資到其他國家，這些舉動皆不利於加拿大整體的就業情況。最低工資以外，基於加國部份行業被工會控制，新來者要加入該類行業比較困難。要促進移民就業情況，檢討移民與勞工法例刻不容緩，而兩者之間又存在密切關系--減少勞工市場規限當可讓移民更容易尋找工作。不過除了政府要有新思維，個人亦可以在自身流動性方面保持彈性，謀求發展時將目光放到加國境內不同地區。在此誠意祝願新移民可以在本國安居樂業，建設家園。

礦業發展不容輕視中國表現有待改善

2008-03-03T14:03:00.000-08:00

加中時報 01-03-2008
「根據獨立研究機構菲沙研究所(The Fraser Institute)的最新報告，本國的魁省(Quebec)被礦業公司選出擁有最佳的礦業投資環境。魁省由去年的第七位躍升至首位，而BC省則由去年的三十位升上第十九位。中國及蒙古分別排五十三及六十一位。今次的調查綜合了三百七十二位礦業行政人員及經理對政策的意見，亦包括了六十八個地區。整個排名基於一政策指數，當中量度了環境規例、稅務、基建及勞工等一系列政策。菲沙研究所的Fred McMahon指出，調查結果顯示穩定、可預計及透明度高的政策有助吸引投資，並保證良好的社會、環境及經濟效果。他又指礦業變得國際性，是次結果提醒各地政府需要預備在國際平台上爭取礦業投資。」菲沙研究所 The Fraser Institute

礦業發展不容輕視中國表現有待改善
陳心田獅子山學會經濟研究員

BC省以林木、三文魚及蘋果馳名以世，但回顧歷史，開採金礦才是我們賴以「發蹟起家」的行業。即使十八世紀巴克維爾的黃金日子早成過去，今天礦業仍然是BC主打之一，其發展與BC省民息息相關。在今次菲沙研究所的調查中，BC在加拿大眾省之中表現落後。相比起魁省(第一)、亞省(第四)及緬省(第五)固然有所不及，但竟然連沙省(第十二)、紐賓士域省(第十三)、諾省(第十七)及安省(第十八)亦無法趕及--情形猶如巴西國足(國家足球隊)不敵南韓、日本！由於政府與BC原住民的土地協議尚有不清晰之處，礦業發展的確存在不穩定因素。此外，筆者認為現時的勞工規例也當進一步鬆綁。唯一可喜的是BC省由去年的三十位跌升十一位到第十九位，足見改進良多並勢頭強勁。

中國在報告的排名第五十三，無疑大有改善空間！在眾多範疇之中，中國在有關法律與規例上的改善為當務之急。實情是涉及礦業的條例，自相衝突矛盾並不罕見。報告中有受訪者坦言在中國「不可能達成有約束力的法律協定」，各級政府及法院在監督合約的履行上委實是責無旁貸！至於近年最為人關注的多宗煤礦意外，則顯示中國工業安全措施水準的低落，官員當然也要迅速處理。

有環境保護團體會以為發展礦業會犧性環保，「大地之母」(Mother nature)不容有損半條頭毛。這類偏頗的論點嚴重忽視經濟發展對人類社會所帶來的好處。中肯的問題倒應該是何以推動「可持續發展」！國際貨幣基金會(IMF)剛表示，出口高價格的天然資源可能將令到加國今年的經濟表現較美國為佳。如果各省政府可以協助發揮礦業的潛力，並努力建立海外市場，我們的民生狀況遂可備受促進。聯邦政府財長剛把礦業勘探稅務優惠延長，對礦業是正面消息。至於中國，良好的礦業生態有助整體社會發展與建立，有關單位必須加點勁兒。

BC政府還富於民減免稅項有利民生

2008-02-25T12:27:00.000-08:00

加中時報 23-02-2008

「根據獨立研究機構菲沙研究所(The Fraser Institute)的最新報告，BC省政府於2001年的減稅提高工作、投資並創業的誘因，幫助BC省從後趕上為加拿大最高經濟增長的省份之一。在2001年公司收入稅項減免將最終把個人生產總值提升18%;入息稅的減免則將引致另外7.6%的增長。菲沙研究所的Neils Veldhuis指出，有關研究顯示削減個人及公司入息稅可以對經濟增長帶來深遠的影響。Neils又認為在現時經濟情況不明朗下，加拿大內其他政府當學習BC省進行刺激誘因的減稅。」菲沙研究所 (The Fraser Institute)

BC最新出爐的財政預算，減稅為其中一重要主題。由於財政廳長泰萊女士早已宣布不角逐下屆省選，估計這可能是她最後一份預算案。結果商界及打工一族均有減稅之惠。根據省府提供的資料，一個年薪七萬的四人家庭，要繳付的省個人入息稅相比起2001年少44%;一般公司稅則比2001年降低了5.5%。由於省自由黨掌控大多數議席，財政預算案應可順利通過。在預算案推出前，溫哥華貿易局及BC商會都分別提出對減稅的期望，而雙方策略並不盡相同。溫哥華貿易局支持把最高稅收水平由現時的95,509元提高到150,000元，或者把邊際稅率削減。至於BC商會傾向把減稅的焦點放在低收入人仕身上，倒讓人稍感意外。該商會行政總裁坦言在提高最低工資的要求底下，能夠讓低收入人仕分享減稅會有助抒緩雇主加薪的壓力。預算案推出之後，溫哥華貿易局對泰萊的成績單打上A的評級！可能有人擔心泰萊今次的減稅隻為了其所屬BC自由黨「派甜糖、買選票」，未必有利於本省民生經濟。菲沙研究所剛發表的報告正好回應了有關疑慮!報告書強調BC省政府自2001年引入的減稅(公司及個人)都帶動了我們的經濟增長。值得注意的是報告在研究減稅與增長的因果時，已經把諸如木材料價格及美國經濟等因素考慮在內。惹人關注的是省府打算以開徵炭稅去促進環境保護。不過泰萊強調這環保稅收為「收入中立」(revenue neutral)，旨在環保而非提高庫房收入。以稅收影響省民行為的策略，雖然比硬性限制氣體排放高明，但要小心市場行為會否被過份扭曲以致民生嚴重受損。根據產權經濟學的分析，環境保護很多時可以透過清楚的產權界定並利用市場去解決?向制造商拍賣「空氣排污權」便是一例。整體來說BC省府的減稅政策值得支持，但在公共開支方面依然要謹慎控制。否則省政府美其名透過減稅「藏富於民」，實則仍可以加大發債填補支出，而這隻會加重我們債務上的負擔並抵消減稅的好處。任何預算案都無法滿足所有人，你又會打怎樣的分數呢？

與我們息息相關的經濟自由度

2008-02-25T12:04:00.000-08:00

與我們息息相關的經濟自由度
陳心田獅子山學會經濟研究員加中時報 08-09-2007

市場及貿易的重要性
十九世紀著名的經濟學家馬爾薩斯認為人口以幾何級數遞增(意即一變二、二變四，如此類推)，食物的遞增無法跟上。這種思維著眼於急速膨脹的需求及資源的局限，而人類只可以在有限資源當中你爭我奪。如果世界真的如斯發展，情況一定非常絕望，最終我們有機會在人口膨脹之下過着僅可以糊口的貧困生活！亞當史密於一七七六年的巨著「國富論」照出一道曙光，把視野擴闊到供應方面，指點出財富是可以透過生產力的增強而擴大。這樣的理論當然吸引非常，問題自然是何以為之？史密認為分工是提高生產力的關鍵，而我們能夠透過市場把自己的專業生產和別人的進行交易，再在買賣機制下達至互惠互利，整體的財富便得以增長。史密一方面鼓吹透過價格機制這「無形之手」導引社會的資源分配，但同時亦指出政府本身擔當著獨特且重要的角色，決非一面倒擁抱市場，分析客觀而全面--尤其史密喜歡以歷史事實及真實數據支持其分析。隨之而來的李嘉圖參考了史密及一班前人的智慧，指出個別國家只要專注發展其強項然後與其他國家進行貿易，整體的經濟效益遂能得以擴大。史密及李嘉圖等人的思想帶出了市場及貿易對經濟發展的重要。

經濟自由的主要基礎
「國富論」出版後二百多年，奉行市場經濟及對外貿易的一眾國家在經濟發展方面一般勝於採取計劃經濟及「閉關自守」政策的國家。然則何謂「市場經濟」？這個問題似淺實深。首先，市場是一種以價格為標準的交易機制，參與者透過自願買賣(亦即需求及供應)，付出代價而達致雙贏的結果。新制度經濟學者高斯教授認為產權的清楚界定為市場有效運作的先決條件;夏定則提出所謂「公有的悲劇」，精簡地刻劃出沒有產權界定下資源會被過份虛耗。簡單來說，不屬於任何人/機構的資本是沒有人/機構會予以珍惜，因此產權的清楚界定乃保護、管理和發展相關資本的誘因。值得注意的是除產業擁有權外，華裔學者張五常教授指出使用權、轉讓權及收入權其實更為重要。政府在市場經濟之下，主要便是要擔當保護私產的責任，並提供市場未能供應的服務及建設，例如警務、消防及國防等。

在市場交易下，以貨幣取代「以物換物」的確可以減低交易的費用，有利經濟增長。唯政府濫發鈔票會導致高通脹，從而扭曲了貨幣的購買力，嚴重的更會導致公眾對貨幣失去信心，引發貨幣及金融危機。保持貨幣穩定的購買力已經被視作成熟的市場經濟不可或缺的一環。

歸納歷史上的例子，尊重市場交易、維持開放貿易、保護產權及有效控制通脹水平似乎已經是任何地區要達至繁榮富裕的基本法。菲沙研究所及其網絡機構一同發表的世界經濟自由指數，量度了不同地區在政策及制度方面支持經濟自由的程度，將本來比較抽像的政策理念具體化，確實很有參考價值。

加拿大(經濟自由七雄之一)

今次加拿大在排名榜位列第五，與英、美以8.1分打成平手，落後了榜首的香港0.8分。當中政府規模(6.8分)、法律結構及產權保障(8.6分)、有關貨幣(9.7分)皆有強化的趨勢。至於在信貸、勞工及商業規管方面未有突破(7.8分)，而國際貿易則微跌了(7.5分)！

加國要在經濟自由方面有所改進，起碼有三方面可以留意。在稅收上，高薪一族的個人入息稅似乎有削減的空間。此外，加國的勞工條例有過度傾斜到工會之嫌，而最低工資又窒礙僱主與僱員間的議價自由，政客及官員實有改革勞工規管的必要。最後，加國一向著重對外貿易，而這傳統不僅要保留，甚至應大幅拓展。

加國過去的主要貿易伙伴為美國，近年政府努力與其他國家發展更多商貿合作。值得一提的是今年年初加拿大與中國已經簽署了太平洋計劃合作諒解備忘錄，同期又商討所謂「外國投資保護協議」，兩地發展自由貿易的日子並非遙不可及。加拿大政府繼續堅持對外貿易的決心將是本國人民能否享受高度經濟自由及良好經濟發展的關鍵。

香港 (經濟自由度榜首)
經典小說《三國演義》中，劉備求教諸葛孔明關於立業興邦之良策，孔明遂指出「天時、地利、人和」為建立基業的三大要素。撇開《三國演義》中對「天時、地利、人和」嚴格的詮釋，相關的概念只要稍加運用，仍然是分析現代經濟發展的良好工具。一個社會倘若要發展經濟，始終難以脫離天然資源優劣(天時)、地理位置好壞(地利)及優秀人才多寡(人和)這些資本。不過要這三大資本可以被充分利用和發揮，則再需要一樣非常甚至更重要的條件—良好的制度！香港傳統上是在一個政府少作干預，日常生活大部分的決定、責任都在個人手中的情況下，發展成為今天世界一流的經濟體系。香港不像某些國家享有豐富資源，惟多年來擁有尊重產權的良好制度，又容許開放自由的貿易。另一方面，實施超過二十年的聯繫匯率制度是令人放心的貨幣政策。今次香港再度蟬聯經濟自由指數榜首位罝，是對其經濟政策及制度安排的又一次肯定！值得留意的是近年香港有提出引進最低工資的人仕，希望低收入勞工的待遇得到提升。可惜，他們似乎忽視了最低工資機制會削弱僱主與僱員的議價自由，而多一點的政府工資管制只會危害基層的就業機會。

中國(有待成長的巨龍)
今次中國在自由指數排名僅列八十六，顯示了仍然有大量改進的空間。不過在我們作出批評之前，先不要忘記中國的市場改革及對外開放政策只有短於三十年的歷史。自從鄧小平先生推行改革開放，中國在經濟自由方面的深化大家有目共睹--從六、七十年代的一窮二百演變到現時的「世界工廠」，更隱約有「大國掘起」之勢，這恐怕都並非「大鍋飯」及計劃經濟的貢獻。
在今年的自由度分析中，我們發現有關貨幣及國際貿易的表現不俗，但在信貸、勞工及商業規管(5分)、政府規模(5.1分)、法律結構及產權保障(5.8分)三方面中國的得分顯然未如理想。在中國已經加入世貿之後，與其他國家發展更緊密的商貿關係應該是一條不歸路。政府在經濟方面的參予固然有減低的餘地，但改善法治及產權的保障同樣刻不容緩。畢竟司法的獨立性、產權的爭拗及知識產權的保護等都會影響市場的發展及個人的營商並投資意慾。較早前北京通過物權法，是在產權保障方面跨前了一步。
台灣在今次位列三十八，其中在法律結構及產權保障獲得7.0分，在法治表現方面依然領先內地。不過台灣在政府規模一項只取得5.7分，政府在經濟活動的參予可以進一步削減。香港多年來一直以經濟自由馳名，法治制度比美世界上任何一個地區，值得兩岸的政策制定者及官員借鏡。

結語
在一百四十一個地區當中，不少位於非洲及南美洲的國家都取得頗低分數。有人可能認為貧窮是導致低經濟自由度的原因，可惜這見解無疑是本末倒置--不是要等到一個國家富強才可以發展經濟自由，反倒是透過發展經濟自由方能令到國富民強！從中國改革開放的經歷可見，貧窮國家要致強致富，深化市場經濟、強化產權保障並致力對外貿易才是對症下藥。現在發展中國家所面對的貧窮問題，很多源於貪污、內戰、種族仇恨和極權主義，加上國內的既得利益集團不願意見到從市場及貿易所帶來的競爭，致令發展經濟自由的過程舉步為艱。話需如此，我們亦不乏看見很多國家在經濟改革方面的成功例子，發展中國家要脫貧致富仍然是有希望的。

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真的水火不容？

2008-02-25T12:02:00.000-08:00

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真的水火不容？
陳心田獅子山學會經濟研究員加中時報 14-07-2007

近日大溫氣溫嚴熱，我們居然有身處南中國之同感。與人閒談，大家或者會不時聽到「以前溫哥華豈會如此炎熱」一類的說話。的確在筆者初臨溫市的年代(大概二十年前)，一般家庭連風扇也未必需要，更遑論冷氣空調。我們現時的氣候真的變暖麼？

全球暖化(Global warming)是社會上不少人仕討論的熱門話題。對於這個影響我們每一位甚至未來世代的重大議題，嚴肅而認真的討論及研究是刻不容緩的。不過部份人仕傾向認為全球暖化為工業化之下所結出的惡果，甚至有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誓不兩立的意識，可惜所持的論據則欠缺說服力。

觀乎現時世界各地的氣候，是否真的整體變暖似乎有待證實。畢竟在溫市居民感受皓熱天氣的同時(變暖)，阿根廷首都則經歷罕見的降雪情景(變冷)！大家如果仍然記得，九十年代不少人以臭氧層(ozone layer)穿了大洞為「頭號殺手」，強調生態會因紫外光直接照射而備受破壞。近期轉向強調工業排放的氣體造成全球暖化，卻冷落了臭氧層問題，給我們「五時花六時變」的感覺—究竟是關於臭氧層的「女媧補天」還是關於氣體排放量的「溫室效應」真正影響環境生態？

有提出工業排放的氣體會令全球氣溫持續且急速上升，而解決辨法在於限制氣體的排放量。這種說法起碼有兩大問題。全球氣溫是否持續上升根本欠缺充足的證據。菲沙研究所(The Fraser Institute)於兩年多前邀請了Ross McKitrick博士為講員，McKitrick便表示氣溫於近年及將來會持續且急速上升的說法證據欠奉。退一步說，即使全球氣候真的變暖，有甚麼證據證明是工業排放的氣體所為？再者即使要減低工業氣體排放，政府也並不需要以僵硬的政策打擊發展—把「空氣排污權」拍賣便是一個較順應市場供求的機制。透過這種以市場誘因減低工業氣體排放的方法，購得「空氣排污權」的製造商固然可以選擇繼續沿用本來的生產方法，但同時被鼓勵選擇採用較「清潔」的方法減低排污，把用剩的排污權賣給其他製造商。

與此相關的是對於環境保護和經濟發展此消彼長的偏見—兩者真的只可以二選其一麼？實情是經濟發展越成熟的國家，基於有更豐厚的經濟力量可以應用更進步的科技及更環保的能源，遂有更大機會在環境保護方面做得比經濟發展落後的國家優勝。以此推論，我們實在應該鼓勵較貧窮的國家發展經濟，使它們可以早日追上經濟成熟國家的生產方法及環保水平。話說回來，在發展過程中，倘若產權可以被清晰界定及保護，產權擁有者便有著一定的誘因以顧及長遠利益的策略去打理並運用有關的資源。值得留意的是
有部份人仕視經濟發展為破壞地球的元兇，甚至以政治力量打壓別人發展的自由。筆者便曾經聽過有壓力團體反對歐洲一條村落的居民與商人合作採煤，妄顧該處貧窮人仕改善生活質素的自由，令人感到非常不安。這種禁止人類改變地球現況的思想，筆者實在未敢苟同，倒認為「可持續發展」(sustainable growth)才是我們需要追求的目標！

善用股票市場強化個人理財

2008-02-25T11:56:00.000-08:00

善用股票市場強化個人理財
陳心田獅子山學會經濟研究員加中時報 25-08-2007
近日北美的股市波動，不少投資者膽戰心驚，這完全可以理解。不只一次聽過有人因著股票市場的大上大落，遂對股票投資望而生畏，甚至揚言不會染指股市。其實如果可以善於利用股票市場，將能夠幫助我們更有效的處理個人財務。
在分析股票投資之前，且容筆者先對「投資」這重要摡念稍作解釋。原則上，我們手頭上的鈔票，大致存在四大用途—消費、儲蓄、投資及捐助。個人延遲消費把部份金錢儲起，既有可能留作將來消費，又可能是「好天斬下落雨柴」以備不時之需。值得留意的是自從過去一段日子「分期付款」機制大行其道，「先儲錢後消費」的生活模式已經有了很大的改變。投資與儲蓄非常相似，但投資者一般期望用於投資的資金可以帶來大於儲蓄利息的回報。
當我們購買消費品(尤其高價消費品)時，對物品價值的評估每每是主觀的。比方說一幅名畫，不同消費者對於其價值可以有很大的差距。資產的投資卻並不相同，價值是相對客觀的，而又大致上取決於該資產將會帶來的回報(要留意自住房產比較複雜，因為集消費品和投資資產兩大性質於一身)。股票作為投資資產，其價值也受到有關公司未來的回報/盈利所決定，筆者認為這亦是投資界第一把手巴菲特所看重的內在價值。當然要估計一個投資的未來回報是一件困難的事，這項本領正是巴菲特的過人之處，但道理上股票的價格仍然受制於未來回報。可是市場內部份投資者憑主觀的感受去期望股票的升跌，無視所投資公司的盈利狀況。在股市大旺之時，散戶會因為心理亢奮而大舉入市。而在股票市場下跌時，散戶又會因為恐懼而狂沽股票--這種心理主導的投資結果自然是敗多勝少。部份人仕的投資策略，則輕視對個別公司營業狀況的細緻分析、業務發展等決定未來回報等客觀因素，反而大搞技術分析、聚焦於短期供求這些對選擇優質股票功效不大的把戲。
在本國投資，由於稅制及豁免頗為複雜，而該類法例又直接影響投資者的淨回報，我們一定要對相關的資料非常注意。不少加拿大人喜歡投資股票/債券基金，容讓專業人仕替自己打理投資事宜。然則過去有高回報的基金未必等同將來可以維持相同的表現，尤其以往的「高回報」可能是基金經理純綷以「高風險」策略博回來的。要把投資交托給基金經理或財務顧問，自己多留意基金的表現及市場狀況始終比較穩妥。
至於現時的股市是否仍然泡沫未散，筆者無意作出任何猜度，倒十分欣賞在金融、貨幣市場打滾多年的前聯儲局主席格林斯潘的智慧——泡沫要在爆破以後才可以確定其曾經存在。祝願大家可以在今後的日子把握良好的投資機會，分享到優良企業的發展潛力，並理性看待時而氣氛淡靜，時而風急浪高的股票市場。

移民制度

2008-02-25T11:54:00.000-08:00

加中時報 15-09-2007

加拿大擁有久長的移民傳統，已是人所共知的事。本人也是本國眾多移民當中的一位，早在大概二十年前與家人定居於溫哥華。正因如此，對於加拿大看重移民的國策，筆者除了深表欣賞，亦心存感激。只不過認同本國的移民國策，並不代表認同現時渥太華的政策已經無懈可擊。由於任何有關移民方面的策略對加國發展影響鉅大，不斷檢討及更新移民制度遂變得非常重要！
喜歡與否，加拿大所訂立的移民制度理應以本國人民福址為依歸。傳統上，移民被視作引入人材及抵消人口老化的靈丹妙藥，可這藥方在今天奏效與否令人存疑。根據2002年菲沙研究所(The Fraser Institute)的一份報告，作者Martin Collacott提到新移民在加國的經濟表現較「土生」及較早移民到此的人仕遜色。報告中一針見血地指出了本國移民政策的漏洞，並對移民政策作出了若干建議。首先在輸入人材方面，高技術的新移民在語言及文化上較其他本國人仕吃虧，找到適合工作的機會又每每未如理想。至於在人口老化方面，數字顯示移民對於人口「年青化」無顯著成效(這應該與本國的移民並非都是年輕一族有關)。新移民普遍喜愛到大城市居住，通常無助於加增偏遠地區的人口。報告其中一項建議是勸我們集中協助已經抵達本國的移民融入社會，而並非繼續引入大量外來者令已移民人仕所受到更劇烈的競爭。
現時聯邦財長費海堤既然有改革移民政策的打算，我們對相關政策的討論及檢討便更加有逼切性。值得留意的是移民政策可以牽涉很多個人情感，討論這議題時特別容易意氣用事。就以檢討家庭團聚這類移民方式為例，由於會直接影響自身家庭成員的移民機會，的確難以平心靜氣。然而，如果不問情由的將不支持家庭團聚的意見等同於「種族歧視」、「打壓移民」，似乎有扣帽子到別人頭上之嫌，欠缺公允之餘也窒礙了我們冷靜客觀地分析問題。畢竟開放的研討對於加國所有人等都是美事一樁。不少移民顧問及律師由於可以在興旺的移民潮之中分上一杯，自當希望政府及移民部「多多益善」，大批大批地引入更多移民。我們亦不排除政客透過放寬移民政策以爭取少數民族的選票。因為有利益涉及在內，他們的立場可以被理解，但是否對加國整體有利則並非一定。實情是過份寬鬆的移民政策對一心在加國大展拳腳的一群亦未必有益--尤其在他們入境之後，發覺難以投身於自己的專業，變得「學非所用」並「進退兩難」。倘若最終要靠社會福利渡日，便既無法自力更身在工作之中找到滿足及回報，亦會成為其他納稅人的負擔。順帶一提，本國的勞工市場及工資政策上規管較多，改革勞工法例有助強化移民找工作的機會。
移民政策是重要的議題，我們在探討的過程中，更應該參考美國、澳洲、英國及其他國家的做法，嘗試集百家之長，勝於只是閉門做車。較少人題到的是移民政策並非單一議題，基本上要與其他議題一併考慮。換言之要移民策略能夠發揮對加國有利的效果，背後需要有其他的政策及配套加以配合(例如更靈活的勞工政策)方能成事。無論實施任何改革及變動，良好的移民政策當以保護本國人民(包括已經移民到此的人仕)利益為大前提，這是理所當然的。

要讓華埠發展政府請便放手!

2008-02-25T11:53:00.000-08:00

要讓華埠發展政府請便放手!
陳心田獅子山學會經濟研究員加中時報 19-05-2007

溫哥華華埠(又稱唐人街)曾經是華裔社群的活動中心。回想筆者於八十年代中期移民本國時，華埠是大溫主要提供中、港、台商品及華語服務的地區。隨著九十年代列治民華人購物商場及該區各式食肆的出現，華裔社群的選擇不再局限於華埠之內，而整個唐人街地區的經濟活力也大不如前。近期有提出重振華埠的聲音，但相信華埠發展的過程將要面對一定的挑戰。

毒品及治安問題一直困擾華埠。數年前市政府在華埠附近開設安全注射屋，恐怕只會令癮君子更聚集而對該區生意造成負面影響。不過聰明的商人亦有他們的對策--早於多年之前，一眾商戶已經自資聘請私人機構負責巡邏商鋪，減低警力不足的問題。過往社區治安問題多被認為要完全依靠政府才可以解決，但以上例子證明市場的智慧往往超出我們的想像！

其實要華埠要得以振興，以市場智慧發展正是最有效益的方法。商戶由於要競爭，自然要推出迎合市場需求的服務及商品吸引消費者﹔業主要爭取租金，自然也要維修保養留著租戶。要振興華埠，政府便要放手讓華埠的動力發揮出來。可惜現時省、市政府卻諸多管制，窒礙了發展的生態。一個主要原因是政府希望保留一些舊有建築風貌，維持華埠的文化及旅遊價值。這種想法用心良苦，但實際執行時則限制了華埠引入新建設的可能，讓整個區域變得越發破舊褪色，對能否吸引人流(包括旅客)反而成為疑問！

我們可能以為保護歷史建築與城市發展必然產生矛盾，但實情是兩者可以雙輔雙承。以華埠為例，某些真正具歷史價值或特色的建築可以成為觀光賣點，絕對有利經濟發展。另一方面，華埠商戶的創造力又可以吸納更多消費者到華埠，順勢讓更多公眾人仕可以接觸本國的文化遺產，促進文化的傳遞及交流。澳門近年著力保護舊有建築，但又讓商戶改動內部裝修，平衡了文化遺產的保護及經濟的發展，值得本地政府借鏡。

當務之急，在於政府要重新檢視哪些是真正需要保護的建築物，哪些是可以拆卸及重建的物業，儘快放棄過往濫於保護的政策--畢竟年歲久遠並非一定代表有歷史價值！政府在考慮的過程中，切忌閉門造車，要多聆聽來自社區的意見，尤其要尊重物業業主的意願。除此以外，省、市政府一定要改變中央計劃式的發展思維，理解社區一般有其市場誘發的發展生態，多作干預有害無益。有關的政客及官員應及早研究放寬密度管制及建築條例，容讓私人物業發展商有較大的空間推動華埠破舊建築的重建。最後，政府要明白本身在自由市場的重要角色，在於保障私有財物及產權，而加強警力及執法打擊區內犯罪活動才是最直接幫助華埠發展的政策。只要政府能夠尊重市場主導為建設社區的大原則，屹立多年的唐人街仍然有機會恢復昔日的活力，文化及經濟的發展均可以比現時更上一層樓。

Home Alone?!

2008-02-22T12:11:00.000-08:00

Home Alone?!
陳心田獅子山學會經濟研究員

對香港新聞時有留意的讀者，應該注意到近數月接連出現孩童被單獨留在家中而發生意外的新聞。今年八月，一名三歲的男孩在沒有父母看管的情況下玩弄打火機，釀成意外更連累了年僅兩歲大的妹妹;九月二十九日剛發生的一樁悲劇，一場火災奪去了一名患有自閉症十歲小孩的寶貴生命，而當時家中只有該小孩和比他年長四歲的姊姊。很多人對這類事件的即時反應是希望政府立法禁止成人將小童留在家中！

加拿大對於成人把兒童單獨留在家中有一定法律指引。當發生任何成人疏忽照顧小朋友的慘劇，公眾很自然便是要求政府立法、執法以解決問題，這是可以理解。然而細心思想，我們會發現要求政府介入並非如想像般簡單。首先，出於善良動機的立法可以帶來與立法原意相違背的後果。最簡單的例子是最低工資的法例，原意要保護社會上的貧困勞工，實行時卻反而有很大機會令致低技術、少經驗的一群「人浮於事」。即使立法後沒有明顯的負面效果，法例實際上能否有效被執行又是另一大難題。就以將小孩逗留家中的行為來說，連居住在附近的左鄰右里也每每未能得知以作出舉報。假如出現了意外後，警方當然容易知道誰犯了法並作出檢控，但屆時只能夠做到事後懲罰，預防性則欠奉。話說回來，倘若成人因遺下孩童以發生事故，孩童所受的損傷可能已經是涉及事件的成人最大「懲罰」及其他家庭最強「阻嚇」。我們或許依舊可以作出如下的假設--絕大部份的父母家長，對於自己或者和自己有關的小孩子所付出的關懷及注意不比政府官僚及政客少，根本無須政府立法規管自己怎樣照顧孩童。對於不負責任的一班成年人，基於政府難以在千千萬萬的家庭之中把該類行徑偵查出來，有關法律可否減低’Home Alone’的數目也實在成疑。

話需如此，加拿大既然已經立下了相關的法律，筆者認為無必要在現時急於廢除，不過任何收緊法例的政策亦可免則免。要改善’Home Alone’的現象，與其把重點放在以「棍子威嚇」，不如多從「蘿蔔獎賞」的方向去想。家長冒險把孩童留在家中，不少都有其苦衷，同時又欠缺其他支援(例如親人、朋友及鄰舍的網絡)。政府可以透過稅務豁免，支持本國社區的慈善團體及至企業(替旗下的僱員)舉辨日間托兒服務(Day care)，但無必要把日托服務變成強逼性政策--畢竟如菲沙研究所去年的一份文章所提醒，照顧孩童的方式應當以父母的選擇為依靠，而日托服務亦並非大部份加拿大人的偏愛。此外，香港眾多家庭僱用外藉家務助理協助照顧孩童，加國政府是否也可以考慮仿效，放寬限制引入更多外傭以支援家庭的需要？最後，政府若是果斷放寬最低工資的法例，一般家庭應該更加容易負擔起聘請臨時保姆(baby sitter)的開支，渴望累積工作經驗的年青人或已退休但有心有力的者英長者則有望獲得更多工作的機會，不失為「一家便宜兩家著」的良策！

戰爭可怕貿易可貴

2008-02-22T12:08:00.000-08:00

戰爭可怕貿易可貴加中時報 10-11-2007
陳心田獅子山學會經濟研究員
每年的停戰記念日給予我們反思的良好機會，而胸前佩戴著的小紅花象徵對和平的渴求。第一次世界大戰，主要戰場處於歐洲，高達一千至二千萬人在戰爭中失去生命。短短十多年後，一場規模更大、死傷更慘烈的二次大戰爆發，結果超過五千萬人在戰火中喪命！加拿大在兩次大戰亦賠上了數萬個寶貴的生命。1945年二戰結束後，各國的領袖及人民都盼望這兩段慘痛的歷史不會再次上演。

儘管導致戰爭的原因眾多，無可否認資源爭奪是國家之間劍拔弓張的常見誘因。為求發展經濟，上世紀初各大工業國不惜強化武裝，增加軍事籌碼以便獲得資源。二次大戰之後，有識之士體會到貿易可以有助商品及資源的流動，減低各國以戰爭奪取資源的機會。世界貿易組織成立的目標，便是要推動全球性的自由貿易。至於曾經打得頭破血流的歐洲諸國，在戰後大力發展經貿合作，終於建立起現時的歐洲聯盟，將彼此對抗的張力轉化成互惠互利的動力。

中華人民共和國於七十年代末推動門戶開放政策，在短於三十年的時間已經由一窮二白發展成世界第四大經濟體(以總GDP計算，中國排在美國、日本及德國之後位居殿軍)。雖然仍然有人對貿易及全球化抱有懷疑，實情是願意打開門戶的國家往住有較佳的經濟發展。更重要的是兩國之間只要有著緊密的經貿交流，在唇齒相依之下反而不會貿然向對方進行激烈的行動—包括發動戰爭。就以歐盟為例，成員國的關係已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彼此大打出手的風險相對減低。同樣道理，現時台海局勢雖呈現暗湧，但只要雙方政府繼續深化經濟及貿易關係，自可緩和發生武力衝突的可能。此外，一些比較閉關自守的國家如北韓、古巴及緬甸，自身經濟表現欠佳，又長期分享不到全球化的好處，久而久之和其他國家的分歧只會越發擴大。與其以孤立策略打擊該類國家將之趕入窮巷，國際社會是否應當鼓勵有關政府開放關卡，以發展貿易把它們納入國際大家庭？

部份反對自由貿易的眾子，覺得國與國的商貿關係會令「富國越富貧國越貧」。過去一段日子亞洲小龍及中國掘起的例子似乎已經把這種論調反駁！貿易的副作用是可引致國內部份工種流失，加劇了經濟轉型的需要，但個人卻可以透過學習、培訓、轉工甚至遷居而求適應，政府方面亦可透過安全網予以協助。保護政策窒礙國家之間的優勢互補、資源流通，不利於整體經濟增長，嚴重的更可能導致武力紛爭。

昔日諸葛以八字真言提醒關雲長保守荊州之策略。在停戰記念日，筆者亦有八字相贈—「戰爭可怕貿易可貴」！

與Randal O’Toole 對話

2008-02-22T12:07:00.000-08:00

與Randal O’Toole 對話
陳心田獅子山學會經濟研究員

菲沙研究所(The Fraser Institute)較早前發表了一份報告，作者
Randal O’Toole對於房屋價格、交通擠塞及城市規劃都有其獨特見解。筆者向Randal提出了一些問題並得到對方的回覆。以下是答問的部份重要內容。

筆者: 減低駕駛車輛不是減低污染及交通擠塞的最有效辨法麼？

Randal: 絕對不是。大量嘗試減低駕車的努力都成效不彰。最有效的方法是控制死氣喉管(tailpipe)的排放。自一九七0年起，相對少量(控制該類排放)的勞力已經將與交通有關的污染(transport-related pollution)減低約三份之二—即使現時比一九七Ｏ年有更多駕車行為。

筆者: 城市規劃(city planning)不是某程度上必須，以致秩序得以被確保？

Randal:
其實並非需要政府計劃。在二十世紀初以前，很少城市有政府計劃發展。即使今天，很多世界級城市發展都沒有政府的計劃。不過，那些城市倒會被私人發展者小心規劃，而私人規劃仍要通過市場測試—任何建築商建設了不符合消費者口味的都要承受賠本之苦。正因如此，私人規劃比政府規劃更能夠適應公眾口味及需要。

筆者: 房價不只受需求(例如新家庭的組成、經濟的繁榮、買家的增多)影響，也受供應所影響?

Randal:
供應對城市樓房價格的影響巨大。給予足夠的土地，建屋者可以回應任何住屋的需求。亞特蘭大(Atlanta)、達拉斯(Dallas)及休斯敦(Houston)的城市區域(metro areas)，雖然多年來經歷每年十三萬人的人口增長，但房屋價格仍然未致升到過份的水平。

筆者: 如果急速增加土地供應，房屋價格便會有下調壓力，而現時的業主則會備受打擊。政府應當怎樣處理減低震蕩?

Randal:
政府要是將土地限制拖得越長，將來的震蕩更大。政府要快點放寬土地限制。實情是放寬土地供應會令房屋價格平穩或者稍為下挫，直至加國其他地區的屋價追趕上來。由於之前土地用途的管制，屋價震動在所難免。解除管制會有一次過的調整，但長遠來說屋價的波動會減少，而這將有利業主。

筆者:
可否解釋電子道路收費的措施？有人認為此舉會造成額外負擔。

Randal:
塞車也是負擔啊！向新建公路收費可填補興建時的支出，個人仍然可以有所選擇—繳費享用較暢通的新路或是繼續沿用較擠塞的舊路。

強化經貿合作中美共建雙嬴

2008-02-22T12:02:00.000-08:00

強化經貿合作中美共建雙嬴
陳心田獅子山學會經濟研究員

過去一段時候中美經貿關係絕非風平浪靜。繼早前美國政府繼續施壓要求人民幣升值、民間有意見要求限制中國貨入口，上星期又有聲音指控中方以「拋售美元」來威脅美國。儘管中國人民銀行對相關指控已經作出否認，美國部份人仕對與中美貿易發展持負面態度已經不言而喻！

本來兩國深化經貿合作，雙邊的經濟財富都能夠得以擴大。經濟學高手李嘉圖於1817年所提出的比較優勢定律，讓我們明白國與國之間的貿易，並非你嬴我輸的零和遊戲。可惜基於不同的原因，促進互惠互利的政策依然會存在反對之聲。第一批對中美貿易有所保留的，當然來自「飯碗」受影響的一群。中國以廉價勞工提供便宜的產品，對美國三億消費者固然有利，但對美國部份製造行業則構成競爭壓力，難怪有關行業的工會及僱員會視「中國製造」為威脅。不過限制了中國貨是否便代表無須面對競爭？實情是馬來西亞、泰國及越南等地的出口貨依然會對該批美國勞工構成威脅，難道要來一個全面封殺才成？不要忘記對方也可以限制美國貨還以顏色，導致雙輸收場。美國僱員應要透過不斷培訓及學習去提升自身的生產力，並要以敢於遷移與轉營的態度面對競爭方為上策！順帶一提，部份已發展國家以受害者姿態投訴中國政府壓低人民幣匯率，卻鮮有提及較弱的人民幣匯率可以讓其國民享用更便宜的中國產品。就以本港為例，人民幣的上升難免帶來物價水平上揚。

可能有美國消費者基於對中國產品(尤其食品)的品質表示懷疑，遂要求對中國貨加以限制。不過若然是基於品質方面，問題的重點似乎是要限制不合乎標準的入口貨品，而非針對中國產品，否則便有違理性務實的做法。話說回來，中國製造商要明白產品的質素是持續發展的關鍵，不加理會長遠地只會遭受世界各地消費者無情的唾棄。

最後一種美國人可能基於不同的原因，某程度不希望在經貿的過程中壯大了中國。筆者要指出兩國之間只要有著緊密的經貿交流，反而不會貿然向對方進行激烈的行動。與之相關的是有以為一個國家之重要行業(如電訊、原材料及運輸等)倘若落入外個企業手中，便有機會讓外人侵犯本國國民的安全，損害本國國民利益。2005年中國海洋石油希望收購美國的Unocal油公司，最終便由於涉及國家安全問題而受阻。如果過份強調「國家安全」，將會大幅窒礙跨國投資，影響資金的自由流動。現時不少所謂中國或美國企業本身都是上升公司，股權早已分散在不同國藉人仕手中，而公司管理層始終要關注董事局及股東的意願。中美政府對於企業之間的收購投資，根本無須過份擔憂，更提防把商業行為過份民粹化、政治化。

因為在伊拉克投入的龐大的軍費及重建費，美國的公共開支沉重已經是眾所周之。中國透過投資美債向美政府直接提供了可觀的借貸，亦是不爭的事實。本來「在商言商」，也談不上是美國政府欠了中國甚麼恩惠，但美國官員如果不以善意看待中國這重要的合作夥伴，無論如何始終說不過去。總的來說，穩步發展的中國經濟對美國經濟可以發揮正面的影響力，而雙嬴則是兩國要努力追求的目標。

新移民就業仍面對挑戰勞工市場不宜過份規管

2008-02-22T12:00:00.000-08:00

新移民就業仍面對挑戰勞工市場不宜過份規管加中時報 18-8-2007
陳心田獅子山學會經濟研究員

近期加國就業情況被普遍認為理想--單以六月的數字顯示，失業率是6.1%(在加國史上算是一個低水平)，而這大摡可以歸功於世界各地對本地原材料的需求甚殷。然則同處一國的製造業工人卻要面對從亞洲新興製造業力量的競爭，就業情況受到壓力。與此同時，不少新移民也未能受惠於低失業率的環境，在就業問題上仍要面對重大挑戰。

要理解新移民的就業問題，我們先要了解全球化之下勞工市場的發展大勢。著名華裔經濟學家張五常教授在2004年於「經濟大時代」一文中曾經指出，自從東歐、俄國、中國、越南及印度等國加入國際生產的競爭，「知識資產的價值會相對地比勞力的價值升得快」。事實上過去二十多年不少前共產及第三世界國家開始大量釋放廉價勞動力，勞力供應急劇加增令已發展國家的非技術工人的工資面對強大的下降壓力，而這並不代表勞工階級被剝削。如果政府勉強以法例推高工資，則會同時影響就業情況。與此同時，知識型人材由於相對上供應有限，工資及就業比較守得住。然而過去一段日子，美、加不少企業都逐漸將一些服務性及知識型工作外判到中國、印度等地，在本國的「知識型一族」並非穩如泰山！

在現時全球各國加入經濟競賽的年代，靈活而富彈性的勞工市場為增加就業機會的先決條件。可惜我們的勞工市場顯然過份地被規管，最低工資的限制便是一例！最低工資的支持者，出發點是希望低收入勞工待遇得到提升，動機大多善良。然則我們在考慮任何法例之時，一定要留意任何法例本身猶如雙刃利劍--一方面保障了某些權利，但同時卻限制及削弱了某些的自由。在最低工資的法例下，員工的確是受到某程度的保護，但所付的代價卻是喪失了和僱主議定工資的自由。相對於市場供求下所出現的工資水平，最低工資強逼僱主要付出比「市價」較高的工資。僱主在最求利潤的原則下，可以選擇減少聘請員工(例如以機器代替)去平衡最低工資法例下的額外支出，甚至選擇減少投資、創業或者寧願把資金投放到其他國家，最終令致社會整體的職位減少。在現實環境中，最低工資的犧牲者當然不會是醫生、律師這些知識型僱員，反而是最欠缺學歷、技術、工作經驗及人脈關係，最需要工作維持生計的一群，難怪著名經濟學家佛利民(Milton Friedman)生前會因為最低工資損害黑人(當時的一種弱勢社群)而大力反對！現時我們部份華裔新移民飽嘗尋找工作之困難，與本國最低工資政策豈沒有關連？筆者建議政府放鬆工資下限，讓僱主與員工有更大空間因應市場情況議價，既可增加加國經濟體系的靈活性，又可以讓新移民有更多的工作機會。

對於技術移民難以找到一展所長的工作，可能很大程度上與他們的海外資歷不獲承認有關。究竟政府能否協助加快海外資歷的認證過程？倘若不能做到，筆者恐怕加拿大將難以成為留著人材的地方。當然，尋找工作的移民朋友也可以嘗試申請其他省份的職位空缺，免得將自己的前途局限於一省之內。與此相關的是去年卑斯省和亞省簽署了TILMA協議，包括互相承認彼此的「職業証明」(occupational certifications)。此舉絕對有助改善兩省勞工的流動性，菲沙研究所(The Fraser Institute)去年的一篇文章亦以「非常的成就」(extraordinary achievement)去肯定TILMA。推以廣之，其他各省如果可以共同簽署類似的協議，相信可以有利於國民(包括技術移民)於全國找尋與本身學識、經驗相關的職位。

二十億元龐大開支槍械登記未如理想

2008-02-22T11:57:00.000-08:00

二十億元龐大開支槍械登記未如理想加中時報 7-7-2007
陳心田獅子山學會經濟研究員

本年四月維珍尼亞理工大學發生槍擊事件，震動全世界。事後不同人仕對事件有各樣的分析及解謮(例如行兇者的動機、遊戲機傳遞暴力意識及校園保安等)，其中不乏對於現時槍械管制法例的看法。由於美國憲法尊重個人擁有武器的自由，有關收緊槍管的法例一直遇到重大阻力。加拿大滿地可於去年亦也發生過類似的校園槍擊案，政府和公眾對於槍管問題當然亦不能迴避。不過更重要的問題卻在於槍管的成效--究竟有關法例是否能夠減少暴力犯罪事件及兇殺率？

本國著名的菲沙研究所剛發表了一份關於槍械登記的研究報告，內容和結論都非常有趣。報告的作者Mauser基本上認為加國於九五年引入的槍械登記法例未能符合原來的期望！當年由自由黨領導下的政府要求全國槍械持有人登記槍械並要獲取牌照，希望透過有關政策減低國內的暴力(包括家庭暴力)、自殺及槍擊意外(槍械者持牌及槍械登記兩項措施在九八年才真正實行)。值得留意的是九五年的政策將原本不用登記的長槍納入槍械登記。Mauser認為衡量該政策的成效取決於三方面--政策能否達至減低獲取槍械的效果？登記資料庫的設計及應用是否成功？槍械登記是否增加了公眾安全？研究報告指出，儘管約二十億元已經投進有關政策的範籌，登記資料依然存在頗多錯漏。報告的結論認為欠缺充份理據去證明透過槍管能夠減低整體的暴力罪案、兇殺或自殺個案。

筆者無意基於一份報告去否定所有槍管政策或建議，但想指出政府推動的公共政策或管制法例每每並非如想像般有效。在經濟課堂上我們較多接觸所謂「市場失靈」(market failure)的概念，用作形容市場機制缺乏效率的情況。傳統智慧以為「市場失靈」的出現一定需要政府介入，然而這種觀念很容易使人誤認政府有超然的角色及拯救能力。近年研究公共政策的學者關注到「政府失靈」
(government failure)的問題，提出了不少因素引致政府的干預政策成效不彰，有時甚至將問題進一步搞跨。由於政客、官員使用納稅人的金錢時未必就如使用自己口袋裡的鈔票般小心謹慎，公營服務開支容易偏高。
在槍械議題上，我們要留意即使槍管下涉及槍火的罪案有所減少，也並不一定能夠代表槍管具有成效--畢竟槍管可能只是令到使用暴力者轉用其他武器代勞。支持規管槍械人仕似乎要拿出更多的證據去說服我們有關的政策真的可以減少整體的暴力罪案及兇殺案。有認為槍火殺傷力強，槍管令警員較容易逮補疑犯，就此筆者建議警方不妨提供過去十數年的「警歹駁火」數字以供參考。單就菲沙研究所的報告內容來看，槍械登記政策的確有被檢討的必要。

引入最低工資將損害基層就業

2008-02-21T10:41:00.000-08:00

[2006-09-01] 引入最低工資將損害基層就業
■陳心田　獅子山學會經濟研究員
　近日香港的就業市場表現不俗，五月至七月的季度失業率跌至4.9%的低水平，而就業不足率則下降0.1%至2.6%。從這些數據可以見到，本港勞工市場已逐漸拾回活力，失業困局已逐漸紓緩。假如在這種情況下強行制訂最低工資標準，只會窒礙本港良好的發展勢頭，危害基層的就業機會，損害勞資雙方議價的自由。
　近日香港的就業市場表現不俗，五月至七月的季度失業率跌至4.9%的低水平，而就業不足率則下降0.1%至2.6%。其中失業率方面的下跌明顯可見於地基及上蓋工程建造業、清潔服務業及批發業。然而正當就業環境在改善，建造及清潔服務業人士工作機會增加之際，社會上建議引入最低工資機制的聲音卻仍不絕於耳(民間最低工資聯盟計劃於九月以絕食爭取工資下限)，令筆者感到憂慮。
　最低工資的支持者，出發點是希望低收入勞工待遇得到提升，動機大多善良。可是在分析最低工資這問題上，除了動機善良，也需要理性的方法。客觀來說，引入最低工資有起碼三負面的後果可以產生：
一、增加低收入人士的失業率
　最低工資原意是希望改善低收入人士的收入，但卻幾乎無可避免地會製造更多失業。主要原因是由於投資者在市場供求法則下，可選擇減少聘請員工(例如以機器代替)去平衡最低工資法例下的額外支出，甚至選擇減少在港投資。在現實環境中，最低工資的犧牲者當然不是醫生、律師這些高工資人士，反而極有可能是最欠缺學歷、技術及人脈關係，最需要工作維持生計的一群，偏生工資下限卻將他／她們的飯碗無情地摔破。難怪經濟學大師佛利民會因為最低工資損害黑人(弱勢社群)而大力反對！
二、令經濟體系失去調節性
　要求一個政府長期保障自己的就業及生活是不少人的想法，我們可能並未意會到這個追求可能會適得其反。事實上，就業市場受到政府及工會「保護」的國家，市場由於失去靈活性，表現反而差強人意—德國的失業率(長期超過10%)便是其中一個好例證。實情是香港在回歸後如果已設有工資下限，金融風暴時期的經濟狀況和失業率恐怕遠為嚴峻、復甦更加困難、弱勢社群受苦更深。香港傳統上倚靠靈活的市場機制，充分發揮市場供求力量，成功在過去多次適應並克服經濟的動蕩，這份傳統理應珍惜。
三、政府管制削弱市民自由
　當最低工資機制被引入，僱主與僱員達成薪金協議的自由必備受削弱，薪金安排也極有可能會受到限制。我們應該要明白，多一點的政府工資管制意謂少一點勞資安排的自由，直接對勞資雙方造成打擊。
　再者，最低工資又應該從何制定？支持引入最低工資人士常常掛在口邊的所謂「有尊嚴」的工資，概念也甚為模糊。如果只根據這模糊不清的概念為基礎而勉強立法，恐怕亦缺乏充分的理據。從最近的數據可以見到，本港勞工市場已逐漸拾回活力，失業困局已逐漸紓緩。任何有關最低工資的限制只會窒礙本港良好的發展勢頭，危害基層的就業機會，絕對不宜強行引入。（文匯論壇）

善用人民幣債券市場共建雙贏

2008-02-21T10:40:00.000-08:00

善用人民幣債券市場共建雙贏
http://www.wenweipo.com [2007-01-12]
陳心田　獅子山學會經濟研究員
　香港擁有充足的外匯儲備、穩健的銀行體系、完善的金融及司法制度，為內地及國際企業提供融資平台。國務院剛宣佈容許內地機構在港發售人民弊債券，既可豐富本港金融市場的選擇，又可深化人民幣流動的靈活性，是兩地充分利用市場機制達至雙贏的好政策！
　2007年首個交易周，恆生指數繼續十二月的飆升勢頭，數日間已超過二千多億成交，並於二萬點高位徘徊。值得留意的是無論市場如何高低起伏，本港尊重資金自由流動的傳統始終如一，股價升跌亦由投資者以買賣決定。能夠做到無懼於國際熱錢自由進出，令世界各地的投資者可以放心把資金投進本地投資市場，香港充足的外匯儲備、穩健的銀行體系、完善的金融及司法制度功不可沒。
聯繫匯率保障港元匯價穩定
　自一九八三年起，香港實施聯繫匯率政策，與當時國際上最流通並最有認受性的美元掛鉤，一直沿用至今。儘管有關政策限制了港府在貨幣政策上的自主性，卻令港元匯價異常穩定，對於我們這個著重於貿易和融資的開放型小經濟體(small open economy)利大於弊。即使在金融風暴的嚴峻時期，面對港元貶值的壓力下，港府仍舊堅持保護聯繫匯率，就是明白到穩定的匯價有利本港多方面(包括金融市場)的長遠發展，不肯輕言改變。值得注意的是有關制度得以完善維持，充裕的外匯儲備是不可或決的條件，以致金管局可以隨時應付拿港元兌換美元的需求。當部分議員要求政府支取外匯儲備應付開支，或將部分儲備用作較高風險投資的同時，必須理解並緊記金管局高儲備的箇中因由。
擁有成熟堅穩的金融基建
　除此以外，香港的銀行業在過去多次衝擊的洗禮下，已經演化至非常成熟的階段——其中無論控制資產按揭風險、管理呆壞帳或借貸的機制均屬於頂級水平。金管局、證監會及港交所在監察工作方面大體令人滿意，對強化金融基建起著正面的效果。回想即使在金融風暴的嚴峻時期，港府依然維持資金門戶大開，靠著堅穩的金融基建承托熱錢川流，在艱難時期進一步奠定亞洲主要金融中心的地位。
內企來港發債達至雙贏
　在資金高度流竄的環境下，開放的市場一方面可以方便吸引資金進入，但亦確實存在風險。最近泰國便由於熱錢湧入，而本身金融及銀行體系比較脆弱，所以想藉行政手段施以限制。然而整個處理資金流動過程舉棋不定，時緊時鬆，令投資者無所適從，恐怕有削弱其投資環境的負面影響。現時本港金融體系成熟，必須要堅持市場高度開放，為內地及國際企業提供融資平台。國務院剛宣佈容許內地機構在港發售人民弊債券，即可豐富本港金融市場的選擇，又可深化人民幣流動的靈活性，是兩地充分利用市場機制達至雙贏的好政策！(文匯論壇)

投資保持理性提防羊群效應

2008-02-21T10:38:00.000-08:00

投資保持理性提防羊群效應
http://www.wenweipo.com [2007-01-05]
■陳心田　獅子山學會經濟研究員
　在股票大旺時，散戶會因為心理亢奮而大舉入市。而在股票市場下跌時，散戶每每因為恐懼而狂沽股票。這種心理主導的投資結果自然是敗多勝少。其實投資是一項理性的決定，應以客觀的價值分析為依歸。
　踏入2007年，恆生指數繼續去年十二月的升勢，徘徊於二萬點的高位。所謂「高處不勝寒」，一眾投資者對當前的大好形勢，心情或許頗為複雜——一方面既不希望錯失投資機會，卻又害怕股市已經頻臨大幅下調的邊緣。對於現時的股票市場是否已經形成泡沫，筆者無意作出任何猜度。正如大半生在金融、貨幣市場打滾的前聯儲局主席格林斯潘在本世紀初的科網股價大瀉後指出——泡沫要在爆破以後才可以確定其曾經存在。不過我們依然可以參考別人累積的智慧，善用金融市場並作出明智的投資決定:
股票的內在價值
　當我們購買消費品(尤其高價消費品)時，對物品價值的評估每每是主觀的。比方說一件名牌衣服，不同消費者對於其價值可以有很大差距。資產的投資卻並不相同，價值是相對客觀的，而又基本上是決定於該資產可以帶來的回報(要留意自住房產比較複雜，因為集消費品和投資資產兩大性質於一身)。股票作為投資資產，其價值也受到未來回報(主要來自公司盈利)所決定，筆者認為這亦即投資大王巴菲特所看重的內在價值。至於要估計一個投資的未來回報，當然是一件困難的事，這項本領亦是巴菲特的過人之處，但道理上股票的價格仍然受制於未來回報。可是眼前很多投資者，憑主觀的感受去期望股票的升跌，無視所投資公司的盈利狀況，這種「買大小」的心態是很具風險的。
對投資風水派有所警惕
　現時市場流行的投資策略，似乎並不強調投資者細緻分析個別公司的營業狀況、業務發展等決定未來回報的客觀因素，反而大搞技術分析、聚焦於短期供求，對於協助我們選擇優質投資往往功效不大。
　觀乎過去一段日子，帶動指數上揚的主要為內地銀行及企業，這和內地豐富的商機及人民幣升值的勢頭有極大關係。儘管宏觀因素有利，並不代表股價可以無了期上升，更不代表投資者可以在盲目入市仍可獲利。筆者祝願大家可以把握良好的投資機會，分享到優良企業的發展潛力並理性看待現時火紅的股票市場。(文匯論壇)

學券制精神在於選擇

2008-02-21T10:37:00.000-08:00

[2006-12-06] 學券制精神在於選擇
陳心田　獅子山學會經濟研究員
　政府應徹底仿效佛利民學券制的原來構想，放寬限制，給予家長及學生更多選擇，並考慮擴闊學券制的應用—在中、小學全面實踐這個「以民為本」的教育制度，讓香港的下一代可以爭取到更優質的教育服務。
　早前特區政府建議推出幼兒教育學券，惹來各方人士熱烈的討論。(「學券制」的始創人佛利民教授也曾加入討論，好不熱鬧！佛氏於十一月十五日在三藩市病逝，享年九十四歲。)可能由於學券制的概念對港人比較嶄新，筆者留意到很多的討論及分析似乎都未能掌握到問題的癥結，以致有「愈辯愈難明」的現象產生。
「學券制」概念源於五十年代
　對於政府應否資助教育，一直都是頗有爭議性的問題。支持市場主導的人士，認為大部分的商品及服務可以透過市場供應，政府應該盡量避免插手。不過，由於教育有其獨特之處，情況大有不同。在經濟學家的提醒下，社會愈來愈重視人才資本(Human Capital)對經濟發展的重要，而教育則是增加人才資本的主要途徑。如果政府在教育上予以支持，雖然有違市場供求法則，但由於可視作為對社會的一項投資(像警察、消防、法律基建)，所以也得到很多支持市場主導的人士所認同。
　佛利民在五十年代大膽提出學券制的構想，認為政府只需擔起財政支持的角色，用學券津貼學生而容許學生及家長選擇自己喜愛的學校。此舉不但增加學生及家長的選擇，而學校及教育工作者亦需要在家長的監察及學生的學習需求下設計出適切及靈活的教育課程及教學方法，否則將被淘汰。一九九六年，佛利民甚至成立基金會，專注推動學券制發展。根據二○○三年的「佛羅里達A﹢計劃」調查所得，曾經表現差勁的學校在推行學券制的競爭下有明顯的進步，相信有關政策絕對值得特區政府參考。
學券構思不應限制家長選擇
　當了解到學券的構思及背景，且讓我們把焦點放回到特區政府的幼兒教育學券構思。根據建議，政府會向幼稚園的學童提供最高一萬三千元的資助。此外，學券只准許用於每年學費不超於二萬四千元的非牟利幼稚園(後來作出修改，譬如加入過渡期)。對於政府應否資助幼兒教育，還是維持現時的「用者自付」，社會上普遍支持政府予以資助。反而在學券層面上，政府對牟利幼稚園的限制則惹來爭議。
　筆者認為現時的建議，未有把選校的權利完全放到學子及家長手中，有違學券制精神，不如乾脆用上其他稱呼！尤有甚者，限制下的學券扭曲了幼稚園教育之間的競爭，變相偏幫了部分幼稚園，窒礙了牟利幼稚園的發展。有論者認為倘若沒有限制，一般家長容易作出錯誤的選擇，則把家長的智慧看得太扁太低了。政府應徹底仿效佛利民學券制的原來構想，放寬限制，給予家長及學生更多選擇，並考慮擴闊學券制的應用——在中、小學全面實踐這個「以民為本」的教育制度，讓香港的下一代可以爭取到更優質的教育服務。（文匯論壇）

監察「小政府、大市場」的量溫器

2008-02-21T10:35:00.000-08:00

[2006-09-21] 監察「小政府、大市場」的量溫器
■陳心田　獅子山學會經濟研究員
　曾特首較早前宣告港府早已不依靠「積極不干預」的原則治港，令人懷疑過去一直尊重個人選擇及智慧，並少作政府計劃的傳統是否已經隨流失去。其後他又撰文強調市場的重要性。有人認為曾特首只是棄用「積極不干預」的「名義」字眼，並非代表治港路線有重大改變。筆者亦認同無須在「積極不干預」、「小政府大市場」等名稱鑽牛角尖，把一套管治的概念淪為文字遊戲。然而，特首高姿態地否定「積極不干預」依然讓海內外部分人士深感不安。其實要衡量政府在一個經濟體的影響力，應該嘗試用上一些比較客觀的證據。有五類蛛絲馬跡頗能夠讓我們看到政府的政策方向：
　這是一個重要的數據——百分比越高反映政府參與越大，而這指標甚至比量度稅收更好。因為理論上一個政府可以在低稅率下，靠發債、赤字繼續膨脹。近年香港這百分比大致徘徊在20%左右(2000年初期曾一度超越20%)。相比起其他歐美地區，港府開支佔總GDP的比重似乎看來不高，但不要忘記港府無須負擔龐大的國防支出。
　政府對有關管制方面熱衷與否，直接影響市場被限制的程度。單以勞工市場為例，香港暫時在工資、工時方面仍然主要依靠市場內的供求力量，政府干預未算嚴重。惟壓力團體、議員要求政府在各行各業立例規管之聲此起彼落，令「市場主導」的政策飽受衝擊！
　要評估香港的市場力量，政府有否向機構、界別作出傾斜是一有用的指標。
　一些政府喜歡透過法例、政策或財務津貼去扶助、保護個別機構及界別，而任何這類政策扭曲價格機制，當然有違「市場主導」、有違「大市場」的原則。
　相較一些國家政府緊握公共或與國防有關的事業，香港的電力、電訊、鐵路、飛機等行業均是民營。只要民營化隨著領匯的上市繼續擴大(九鐵應該快將上市，港府可考慮把港台、海洋公園私有化)，便可進一步釋放市場的力量。
　作為大地主，港府自然難以在土地政策上完全抽離，但應著眼於土地供應。然而回歸後，政府在土地使用上幾次推動鴻圖大計，包括「八萬五」、「數碼港」、「迪士尼」及幾乎成功上馬的「西九文娛區」，明顯偏離以市場勾地、公開競投並由私人發展商主導的策略。此外，中央計劃式的教育政策如強逼推行「母語教學」亦有違「小政府」本色。事實上，港府自九七年起其中一項失分甚多的正是過分地計劃並參與民生事務！
　總的來說，「小政府大市場」並非不能驗證的抽象概念，反而可以在一些指標上顯示出來，令我們可以比較清晰看見政府究竟是否全心致力維持「市場主導」，還是逐步加大「政府主導」，嘗試在不經不覺間違反「小政府大市場」的承諾。（文匯論壇）

香港應和內地優勢互補

2008-02-21T10:33:00.000-08:00

[2006-08-12] 香港應和內地優勢互補
■陳心田　獅子山學會經濟研究員
　亞洲幾乎所有國家在四、五十年代都陷入經濟困境，大部分人民生活可以用「一窮二白」去形容。部分國家在二戰前經濟狀況已大幅落後於美、英等國，而另外一些則因大戰而元氣大傷，發展經濟幾乎是亞洲所有國家的共同目標。根據林毅夫先生有份著作的《中國經濟改革與發展》所指出，印度及菲律賓為求催谷經濟增長，採取了一種「趕超」策略，意即依靠「一整套政策體系，通過扭曲宏觀政策環境和體制，運用行政干預，實行實業歧視和保護的經濟學思想和政策傾向」。不難看見，這種經濟發展學說偏離亞當．史密的市場經濟傳統，相信政府的政策及資源應用以主導國家的經濟發展。另一批國家及地區如日本、香港及新加坡則採取以尊重產權，市場主導的經濟模式去建設國內的經濟。
　經過多年的實踐，一眾順應自由市場的地區在經濟發展上明顯超越擁抱「鴻圖大計」的對手。根據林毅夫等人在書中所提供的資料，印度和菲律賓在六、七十年代的每年平均經濟增長僅分別為1.4%及2.8%。相反，香港及新加坡從一九六五年至一九八四年，每年平均經濟增長均起碼超過7.8%。
　我國自八十年代初期也在鄧小平先生的領導下，大力推動順應市場的政策，結果中國成為繼四小龍後另一奇蹟。
　市場主導一直是港府嚴格遵行的原則，當中鮮有涉及龐大發展藍圖及計劃，卻正是港人安定繁榮的基石。金融風暴後，部分人士曾對市場主導這原則有所懷疑，但特區經過數年的摸索，最終也放棄一些偏離本身優勢的發展藍圖。反而貿易發展局主席吳光正先生指出本港可以同深圳結盟，建議內容更加實在。其方向是深圳以其條件全力發展高科技，而香港則以其傳統優勢發展為高科技貿易平台，成為我國和外國科技的轉運中心。筆者十分同意這個優勢互補的政策方向！（文匯論壇）

新加坡和香港的雙城故事

2008-02-21T10:30:00.000-08:00

[2006-10-05] 新加坡和香港的雙城故事
■陳心田　獅子山學會經濟研究員
　不知何時開始，新加坡和香港便經常被拿來相提並論。好像最近由經濟論壇的全球競爭力排名表被公佈後，多於一間傳媒不忘在報道中加入類似「香港落後於新加坡六名」的字句，又是一個兩地被直接比較的好例子！
　驟眼看來，香港與獅城似乎有相近之處。兩地均是位於亞洲，面積細小而人口只有數百萬的地區。在六十年代開始，兩地均在經濟發展上取得驕人成績，更被冠以亞洲小龍之美譽。法律制度上，兩地由於都曾被英政府管治，基本上都保留了英式的體制和傳統。然而只要細心研究，我們會發現獅城和香港畢竟存在很大的分野。
　新加坡是一個獨立國家，立國後收到馬來西亞、印尼等鄰國的外在壓力，對內則存在著種族間的矛盾。由於這些內外因素，新加坡政府不少政策都受著所謂種族張力、國防部署的因素而影響。事實上，新加坡政府大可以用上國土安全之類的角度去把個人自由的犧牲加以合理化。反觀香港，本身並非獨立的國家個體，國土安全的包袱一向遠較為輕，在發展上可以依靠相當開放的貿易政策及市場主導的經濟模式去發展，而傳統上政府亦少作管制及干預，市民遂可以享受到豐富的創業、就業機會並高度的個人自由。當我們要比較兩地，甚至有提出要向新加坡「取經」前，首要明白兩地存在的差異。
　最近有聲音提出，香港政府由於過去對提供經濟發展藍圖力有不逮，令致香港欠缺長遠的發展方向。反觀新加坡政府積極推動高科技，促進該國成為科技工業國，值得港府借鏡。新加坡作為一個主權國，基於對其他國家的防範，某程度上要維持國家的自給性(self sufficiency)，其工業政策還可以理解。香港作為一個開放城市，在多方面均可與國際及祖國優勢互補，一定要發展某一工業的理據相對薄弱。單就經濟模式來看，新加坡實在不比本港優越。李鉅威博士就有關問題亦提出精闢的分析。八十年代港人曾要求港府學習新加坡，保護自身的電子工業，但被當時緊守市場主導的港府報以冷淡的回應。正如李博士指出，二十多年後的今天，香港在經濟發展方面絲毫未處下風—個人GDP猶勝新加坡(根據經濟學人提供2001年的數據，新加坡的個人GDP為20,900美元，香港則約為23,200美元，而香港當時的經濟屬於低沉)。電子工業呢？本港經濟結構早在市場帶動下作出轉型！
　鴻圖大計欠奉的香港，過去正正由於發展由私人發動，反而顯得更加靈活；投資人士也有較大空間尋求發展，可以把個人創業的夢想變成事實(李光耀先生在自傳中也對香港濃厚的創業傳統感到羨慕)。筆者無意低貶獅城多年來有目共睹的成就，但正如一位本港的金融機構行政主管所言，香港和新加坡兩地背景、優勢不盡相同，發展亦各有特色，本港實在無需要把對方的經濟模式搬來，勉強地作出仿效！（文匯論壇）

立法不是解決長工時的萬靈丹

2008-02-21T10:29:00.002-08:00

[2006-05-06] 立法不是解決長工時的萬靈丹
■陳心田　獅子山學會經濟研究員
　特首曾蔭權最近在一個聚會中批評銀行界在復活節只顧享受假期，卻忘記積極在辦公室回應內地新推出的金融政策。本人對銀行界上班一族於假期放鬆一下而竟招來批評，實在百思不得其解。退一步說，就是銀行僱員真的要犧牲假期而搏殺一番，也是業界老闆及員工之間的事情，和曾特首又有何相干？更諷刺的是在數個月前，特首提出政府實行五天工作日的安排，以帶頭激勵港人多享家庭之樂。言猶在耳，現在又批評人家享受法定假期，當中邏輯難以理解。事實上，私人機構的工時、假期基本是僱主及僱員之間的安排，特首及政府不需亦不應多作批評。
　香港上班一族大都工作繁忙，不少長期欠缺休息，後果不容忽視。除了對個人身心健康有一定的負面影響，亦可能因為欠缺和家人相聚的時間而逐漸引致家庭問題。在僱主方面，手上掌管的倘若是疲兵乏將，似乎也談不上對自己的業務及生意有何好處。香港有立法會議員一直提出政府要立法制定工作天上限，但立法又是否有效及可行呢？
　今天香港有某些「立法愛好者」喜歡以立法糾正一些現象。工資太低麼？引入最低工資吧！工作時間過長麼？立法限制工作時間吧！七個工作天不合理麼？限制只可以五日上班吧！先不說某些「立法愛好者」是否可以從立法中得益—例如律師便可以在立法後有更多代表訴訟的機會！就算「立法愛好者」動機單純，一心指望立法可以改變社會上不公平的現象，實情是立法可能會帶來社會大眾更大的損害。
　我們在決定訂立任何法例之前，一定要留意任何法例本身猶如雙刃利劍—法例一方面界定不保障了某些權利，但同時卻限制及削弱了某些的自由。設定工作天的上限或最高工時的困難也在於此。在工作時限下，員工的確是受到某程度的保護，但所付的代價卻包括喪失和僱主議定工時的自由、加班趕工的靈活性乃至工作時間的安排的自主性。僱主方面則可能因為政府立法後的諸多限制而減少投資創業，最終令致職位減少，更多市民遭受失業之困苦。最後，工作天的設立可能增加主僱之間訴訟，增加成本，如此得益者卻是因訴訟而獲利的法律界人士。
　除此之外，任何法例均需要監督才可有效實施，否則不如不立。監督卻並非免費午餐，需要政府調撥資源，這又帶來一筆社會成本。香港各行各業工作性質差異雖大，但很多職業卻難以清楚界定。例如一位銀行僱員可能便要同時肩負出納及推銷財務產品兩類工作。簡單來說，依據行業性質去訂定工時限制是既困難亦無理的。
　要僱主調整員工的工作時間，最終是要出於僱主的誘因及員工的自由選擇才可成事。（文匯論壇）

醫療政策要以市場為導公營為輔

2008-02-21T10:29:00.001-08:00

[2006-04-07] 醫療政策要以市場為導公營為輔
■陳心田　獅子山學會經濟評論員
　醫管局繼早前大膽起用外籍的蘇利民先生出任行政總裁，現在又提出大幅加費建議，顯示了管理層改革的決心。然而，香港醫療政策在根本上出現了問題，似乎亦要由根本方面入手。
　隨著人口老化，香港和其他已發展地區同樣面對醫療開支日益龐大的挑戰。儘管資源日益緊絀，社會上大部分人士依然明白且認同政府對於有需要但欠缺經濟能力的一群應該繼續給予醫療的保障——事實上這亦是公立醫療體系寶貴的價值。我們今天要問的問題是現在政府是否過度介入醫療體系？有經濟能力的人士是否在不斷享受「免費午餐」？真正有需要的人士是否得到及時的照顧及服務？公營醫療成立原意是否被扭曲？
　曾經有人形容今天醫管局的問題正是因為它太「成功」。此話何來？當公立醫院服務不斷提升，而收費方面仍然嚴重偏低，自然吸引了大批市民投向其服務。可惜的是這一切均要付上代價：公立醫院服務變得大排長龍；另一方面，私立的醫療服務如私人診所則較難經營。令人擔憂的結果是急需接受治療的貧苦大眾要飽受輪候之苦；有能力負擔醫療費用的市民則被大幅補貼。
　要指出的是一班享受醫療便車的市民並非要責怪的對象，反而是政策的制定者倒要負上不可推諉的責任。政府要理解資源分佈能夠有效，公營醫療服務只可以是輔助性，反而其他的醫療項目應該由私人推動，切忌本末倒置。有人會憂慮市民沒有政府強大的保護傘，何以應付不測的風雨，不時的禍福？我們鼓勵市民可購買私人醫療保險，以備不時之需。承擔醫療風險的責任如果可以落在個人身上，遠比落在政府官員身上合理並有效得多。深盼公營醫療政策不要偏離起初成立的原意，令有需要人士受惠，有能力人士承擔，這樣相信是大家樂見的圖畫。　（文匯論壇）

財政預算應遵守量入為出原則

2008-02-21T10:27:00.001-08:00

[2006-02-22] 財政預算應遵守量入為出原則
■陳心田　獅子山學會經濟研究員
　本年度香港特區政府財政預算案即將提出之際，社會已經響起不同的討論聲音。對於唐英年司長應走的理財方向，我們或許可以從香港過去的歷史及基本法中有所領悟。
　政府在郭伯偉、夏鼎基及彭勵治三代的財政管理傳統下，基本上十分尊重每位小市民的個人努力及決斷力。政府開支高度約束，稅收簡單而節制，結果奠定了香港成為世界最富裕的經濟地區之一。九七回歸，基本法肯定了港府以往的理財哲學：第一百零七條聲明「財政預算以量入為出的原則，力求收支平衡，避免赤字，並與本地生產總值的增長率相適應」，第一百零八條則聲明特區要「參照原在香港實行的低稅政策」。兩條一起解讀，可以體會制定基本法的人士明白到香港要繼續繁榮增長，政府在開支及稅收方面不宜偏離回歸前低開支低稅收的傳統。
　特區回歸那年，財政司司長（正是現任行政長官）曾蔭權先生主要以經濟增長和政府開支掛鉤，而第一屆的預算收支約為二千億元。隨著金融風暴發生，九八至九九年度的財政預算開支竟然急速飆升至約為二千三百億元水平。這次經驗是假如政府開支單純由經濟增長決定的，遇上經濟收縮周期困難甚大。一方面，社會福利開支在收縮期會增多，但稅收方面卻又下降，難免出現赤字之苦。到了曾蔭權最後一份財政預算案，預算開支已推高至二千五百億元。其後梁錦松先生在任內極力壓止政府開支，期望支出不會超越生產總值的百分之二十。
　過去一年，香港步過了可能自九七後經濟表現最出色的一年，市民對唐司長的預算案也有不同期望。在現時的環境下，香港政府理應隨著經濟復甦而乘機壓止龐大的社會福利開支。一些政客及壓力團體，可能為著一時的掌聲而要求政府維持甚至擴大開支，以為這時候是增加政府福利的好時機，並可用高稅收去補充。然而基本法的智慧我們是不應遺忘。政府反而應該考慮在稅收上有所減免，把資源多放在市民手中，尊重個人消費和儲蓄的自由。正如曾特首在九七年財政預算案所言：「香港的經濟成就由市民創造，理應還富於民」。（文匯論壇）

向格老說再見

2008-02-21T10:24:00.002-08:00

[2006-02-01] 向格老說再見
■陳心田　獅子山學會經濟研究員
　格林斯潘，簡稱「格老」，將在本月底正式卸下美國聯邦儲備局的職務，退下這條歷時十八年的火線。最近在網上重溫了一篇由格老在去年所發表的演辭，啟發了筆者一些想法。
　在過去四位總統（里根、老布什、克林頓及小布什）領軍下，美國經濟繼有上落，大致上仍然穩健增長。當中尤以九十年代中、後期表現尤其出色。不少人歸功於格老的貨幣政策，認為他神奇的加息減息魔術棒是指揮經濟表現的最大法寶。然而在「格老」自己的演辭中，他卻以美國擁有靈活的市場體制去解釋美經濟的穩定。他指出一個非常重要的事實，在過去一段長時間，美國在不同的衝擊下儘管有經濟滑落的時段，但市場主導的體制總能較暢順地消化那些衝擊，讓復甦快速且順利產生。簡單來說，美國過去十八年的穩健增長主要還是擁有一個市場主導的經濟體，格老自己也明白單靠他的貨幣政策並非可以操控經濟的表現。
　由於自由開放的貿易及市場體制才是美國成功的主因，「格老」對美國經濟的重要性每每儘管是被誇大了，但他任內的貢獻委實是寶貴的。良好的貨幣政策不是繁榮經濟的最大原因，但低劣的貨幣政策卻足以摧毀任何一個經濟體。在「格老」掌管下的聯儲局，在穩定貨幣購買力方面顯然成績優異。此外，他對於用利息及貨幣供應去應付短期的經濟震蕩也有十分獨到的判斷。可以這樣說，格老是作了他手上要作的事(He has done his part)！
　回顧格老的政策也並非毫無爭議。首先，不少人批評他在九十年代末不能制止科技股泡沫的爆破。筆者對此批評倒有所保留。當時美國的就業及通脹數據反映貨幣政策大致正確，而股票市場的調整不應都算在格老頭上（個人認為聯儲主要目標不是穩定股票價格）。至於格老本世紀初的減息是否造成今天的房地產價格過熱，最終引致資產市場在不久的將來發生巨大變動，我們要拭目以待。
　香港自九八年後經歷了一段長時間的經濟衰退，期間不停有建議要求政府加強參與經濟及分配財富的責任，當中包括數碼港、西九龍等計劃及最低工資、最高工時、壟斷法政策的意見，希望揠苗助長。格老的思想似乎再一次提醒我們，市場為本才是經濟保持增長和穩健的「基本法」。　（文匯論壇）

諾爾貝格的啟發

2008-02-21T10:24:00.001-08:00

[2006-01-14] 諾爾貝格的啟發
■陳心田　獅子山學會經濟評論員
　第一次聽到約翰．諾爾貝格的名字，是一位研究院的學生向我推介諾氏的一本著作——「為全球資本主義申辯」(意譯)。事實上，這書不但再次重申了市場經濟及自由貿易的優越，亦澄清了很多反對者的誤解。全書獨特之處是諾爾貝格在陳述其論點時並非只依靠抽象的理論及思想，更會採用數據及事例去作出支持。以下是諾爾貝格一些啟發了我的想法：
(一)自由貿易有利所有參與者
　諾爾貝格指出自由貿易對所有國家都會帶來利益。事實上，他舉出亞洲及非洲國家的例子，說明願意積極參與貿易的發展中國家所享受的經濟成果明顯大大超越實施保護主義的發展中國家。對港人來說，中國在過去不是逐步推動自由貿易及市場經濟而在不同地區創造了一個又一個的經濟奇蹟麼？
(二)市場經濟是脫貧的良方
　諾氏引用數據去申明實行市場經濟的國家，本身的貧窮問題每每得以改善。他又一針見血地指出有人只顧及貧富者之間的收入差距，卻忽略了一個遠為重要的事實——已經有很多人因為市場經濟及自由貿易而成功脫離貧困生活。事實上，我們認為假如社會上最弱勢的人士能夠離開貧窮線並享受到一定的生活質素，應該也可以接受收入上和其他人的差距。
(三)保護私有產權是市場經濟的基石
　諾氏年輕時已經追求自由，更曾經主張廢除政府的存在。後來發覺政府也有非常重要的價值。他指出政府在保護私有產權方面是重要的。健康的市場經濟應該是有清晰的私有產權，而企業則是透過競爭而非政治力量去賺取利益。在這種模式社會運作下，我們可以獲取更多的自由及選擇，這亦是香港人一直賴以成功的基石。諾氏尚有更多的理由反對管制及保護主義，又以其卓越的見解向我們指出支持世界貿易是解決貧窮有效的方法。（文匯論壇）

歐盟與自由貿易間的張力

2008-02-21T10:21:00.000-08:00

[2005-12-12] 歐盟與自由貿易間的張力
■陳心田　獅子山學會經濟研究員
　明天在香港舉行的世貿部長級會議前途未明，其中一大障礙是歐盟在農業議題上的強硬態度。歐盟硬要把三大行業即農產品、商品及服務一併來談，這是一招「鐵索連舟」的談判策略：要歐盟在農業議題上讓步，第三世界先要在商品及服務方面退一下。
　一直以來，歐美對出口農產品的補貼，都是自由貿易的一大障礙。在補貼之下，第三世界國家的農民難以和歐美農民競爭，更嚴格一點說，是難以跟歐美的官僚和庫房對抗。
法國不願作出更大妥協
　並非所有歐美成員國家立場均是完全一致。美國已經表示願意作出讓步，而歐盟中亦有部分成員國對削減農產品出口補貼持開放立場，希望今次世貿談判可以有更大突破。
　然而，影響力巨大的法國卻不願作出更大妥協。法國政府表面上要保護國內農民，其實只不過是因為農民在政治上的影響力。法國將保護農業和保護法國文化掛鉤，在貿易議題上大打民族情緒牌，令世貿談判十分困難。法國總統希拉克在今年十月歐盟峰會前，在25份歐洲報章上發表文章道：「法國不會讓歐洲變成自由貿易區」。法國經濟薄弱，競爭力亦每下愈況，看來法國現在唯一有能力出口的，只剩下保護主義的情緒。
貿易保護不利發展中國家進步
　就算今次歐盟在農業問題上始終不願意作出更大讓步，發展中國家又應該如何面對？以農業為主的第三世界國家，當然可以建立起各樣保護主義的壁壘與之抗衡。然而，限制外來商品、服務、技術及訊息流入國內，對國家的經濟發展又有什麼好處？發展中國家內受保護的行業，在沒有外來競爭的壓力下，會有進步的誘因嗎？
　按照過去中國二十多年的經驗，願意開放本地市場與外通商始終是應走的方向，參與貿易的國家最終應該能夠分享到貿易所帶來的好處。外商帶進資金，也同時帶進管理方法和技術，這些都不是保護主義貢獻得來的。
限制自由貿易更難改變落後
　中國今天「世界工廠」的美譽得來不易，可是其他發展中國家只要同樣願意開放經濟，未來世界上將會有更多的「世界工廠」。現在的發展中國家面對的貧窮問題，不是因為太多自由貿易，而是因為太少自由貿易。要知道，貧窮的國家多數在社會、政治、文化等範疇亦同樣落後，而普遍性的落後也令到這些國家更難脫貧。像非洲國家，貧窮的問題源於貪污、內戰、種族仇恨和極權主義，限制貿易是不能改變這些問題。固步自封，唯一的原因，是國家內的既得利益不願意見到競爭。要改變落後國家的情況，惟有靠面向世界，學習先進國家的優點，強化自身社會文化。全面的自由貿易當然是互惠互利，但單方面開放市場比保護及管制仍然是較佳的方向。（文匯論壇）

綜援政策大改革

2008-02-21T10:20:00.000-08:00

[2006-03-31] 綜援政策大改革
■陳心田　獅子山學會經濟研究員
　騙取綜援女子梁蕙淇獲判緩刑一案，相信會引來市民對綜援濫用一定的關注。在今個年度港府在綜援及公共福利金計劃的開支預算達二百四十五億元，佔預算開支約百分之十。綜援的原意是協助有需要的失業人士，在未能找到工作前可以得到經濟上的支援。整個構思既可紓緩困境中的家庭燃眉之急，亦令社會在經濟不景氣時相對穩定。然而在實際運作時，我們總希望受援助的是真正有需要的人，資源有效地被運用。綜援亦只是暫時的幫助，故此真正有效的綜援計劃應該包括鼓勵失業者重新找到工作的誘因。
　美國九十年代的經驗該可作為香港的借鏡。一九九六年，美國在克林頓主政期間通過了一個法案，改革了社會福利政策的推行。其中一個政策是規定有需要領取聯邦援助的人士，一生當中最多只能獲得六十個月的經濟援助。
　這政策有兩大優點。首先，六十個月的上限令失業者不會無了期依靠政府，失業人士在領取援助的緩衝期，依然要努力尋找工作，自力更生。該政策亦令政府在監管方面較為容易及簡單：由於每人只配給六十個月上限，失業者失去誘因在非緊急時候虛報資料申請援助。
　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一月三十日，綜援個案高達約三十萬宗，而單就零五年四月一日至十一月三十日期間申領綜援宗數接近四萬四千宗。雖然香港和美國的經濟環境並非完全相同，但在綜援開支龐大，而又被部分人濫用的情況下(當中包括塗改醫生紙及拒絕參與社區服務)，美國這個上限政策不失為一個可考慮的方向。
　細節方面(如時間上限的制定)，港府及社會福利署當然要因應香港的需要以作出調整，但總體來說，美國的社會援助政策的改革是務實而又可以實施的方案，絕對值得香港參考。最終，大眾都深盼失業者能夠重新投入就業市場，不只對社會的發展可以作出貢獻，本身亦可以享受到工作時的滿足感及自力更生的成就感，再拾個人尊嚴，是利己利人的結果。（文匯論壇）

‘小政府，大市场’的真义

2008-02-20T08:11:00.000-08:00

‘小政府，大市场’的真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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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11月15日 02:24 香港商报

自从曾特首在9月提出‘积极不干预’已经不存在，改用‘小政府，大市场’为施政理念后，即引起学界及政界激烈的争论，最后连经济学大师佛利民也加入战圈，好不热闹。笔者认为，要研究香港的经济政策方向，探讨政府的角色，先要更清楚界定有关的概念。

回顾香港的经济发展史，60年代可算是关键的十年。当时港英政府面对发展及解决贫穷问题，财政司郭伯伟一直坚守约束政府开支、采取节制的税收两大原则。这套公共理财哲学隐含的智慧，便是限制政府可挪取的资源，腾出市场空间让个人根据自己的选择作出投资、营商及就业的决定。结果，香港在这种理财哲学下逐渐成为世界最富裕的经济地区之一。其实，细心理解基本法的原则，当中要求特区政府遵从‘财政预算以量入为出的原则，力求收支平衡，避免赤字，并与本地生产总值的增长率相适应’(第一百零七条声明)及‘参照原在香港实行的低税政策’(第一百零八条声明)，正是‘小政府’理财精神的延续。

由于基本法的规范及政府多次强调公共支出不会占多于GDP的20%，笔者估计‘小政府，大市场’在财政开支这层面大体上可以维持。问题是公共开支的控制只是‘市场主导’的其中一项条件，而非唯一条件(necessary but not sufficient condition)，政府应该承担的角色并未能在‘小政府，大市场’这口号上被清楚陈述。

大部分支持市场主导的人士皆认同政府在社会上担当重要的角色，当中包括保护私产、建立法律基建(例如法庭、立法机关)，并有限地提供少数市场未能供应的服务及建设(例如消防)。至于大部分的经济、民生范围，市场主导者则支持以供求下的价格带动交易机制，参与者可以透过自愿买卖而达致互惠双赢的结果——背后理念是以尊重个人的选择为依归。

尽管在公共开支上有一定制衡，但特区政府在经济计划上渐趋活跃，令人担忧市场主导政策去如黄鹤。亚洲金融风暴后，部分人士认为香港要继续成长，政府必须制订更多政策(例如扶助个别行业)及引入更多规管。可惜特区政府数个主打的政策如数码港、‘八万五’等均未如理想，早已显示政府干预的低效率。不少倡议政府引入更多政策及规管的人士，仍然不了解政府策动的计划越多，市场的发展越发被窒碍，个人的活力越发受到限制。

早前公布的全球经济自由度指数，香港依然名列前茅，这是国际机构对本港市场主导政策的肯定。港府切勿对我们赖以成功的传统轻言放弃，偏离市场主导这‘基本法’。

作者:陈心田

陳心田: 尊重知識產權創意改變國勢 (12.8)

2008-02-13T16:02:00.000-08:00

財富創造及資源分配是經濟學最重要的兩大題目。可惜到了19世紀中期，連馬克思在內的大部份學者偏重研究資源分配(包括收入分配)的效率，忽視了大師亞當史密在18世紀的巨著國富論( Wealth of Nations)中對於財富制造及經濟增長的分析。幸好這題目到了20世紀又再備受關注。奧地利經濟學鬼才熊彼德首先提出了創新(innovation)的概念，啟發了我們對經濟增長的認知。根據熊彼德的分析，創新(包括新產品、新生產方式、新市場、新原料供應及新管理方法)涉及以比較陵觸v的方式取代舊有的生產或交易方式。1987年諾貝爾獎得主梭羅以科技去闡釋經濟增長，與熊彼德提出的創新又是互相呼應。一言以蔽之，新思維、新知識及新科技乃創造財富、帶動增長及改變國勢的動力。問題是怎樣的政策才可以激勵創新與科技？1968年，夏定提出所謂「公有的悲劇」(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刻劃出沒有產權界定下資源會被過份虛耗。簡單來說，不屬於任何人、任何機構的資本是沒有人或機構會予以珍惜，因此產權的清楚界定乃保護、管理和發展相關資本的誘因。1991年諾貝爾獎得主高斯便提出一簡單卻重要的理念??產權的界定乃市場交易的前提!現時已發展國家的政府透過專利(patent)、版權(copyright)及注冊商標(trademark)的法例去界定及保障新思維、新科技，藉這類的產權??又可以通稱為知識產權(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去制造有利於推動創新與科技的土壤。美國在上世紀開始在科學及創意工業的領域保持優勢，很大程度上與美國政府保障專利、版權及注冊商標的意志及努力有關。理解了知識產權背後的精神及其對整體發展的意義，才可以更明白尊重版權的重要性。明顯的例子是近年香港電影業無法回復舊觀，這與盜版及非法下載不無關系。創意工業者的回報由於知識產權遭到侵擾而減少，他們創作的誘因亦隨之受到削弱。打擊盜版及非法下載並維護版權，警方、海關等政府部門固然責無旁貸，但個人謹守自律也十分重要。此外，喜劇天皇周星馳數年前曾自己派人到市面調查香港盜版的情況，然後向警方作出舉報，實為一妙著。畢竟政府保護知識產權時可以得到創意工業者的支援配合，必定更有效率。如果說創意與科技為經濟增長的支柱，知識產權的確立則為支柱的根基。侵犯版權有機會帶來短暫利益，長遠我們則恐怕都要付上沉重的代價。任何國家希望在創意工業及科技上有改成就，加強知識產權的保障舉足輕重。

陳心田: 也談聖誕

2008-02-13T15:59:00.000-08:00

「一年容易又聖誕！」數數手指，還有大約兩個星期便是聖誕節的來臨。在眾多時節當中，筆者一直最喜愛這12月25號的慶祝節日。同意張五常教授在去年一篇文章所言--「…聖誕是個美妙的安息日子，朋友之間互相問好，聖誕歌好聽，其善意給我帶來無限的溫馨回憶。」
聖誕確實給予我們一個向人釋出關愛的時刻。何況很多人都認同聖誕節是記念救主降臨這天大喜訊，意義因此更為重大！2007年的今天，聖誕節已經與復活節、母現節、父現節、萬聖節或感恩節一樣，成為商人銷售的良機。經濟分析員便經常以節日的銷售情況去量度公眾的購買力及消費信心。對於所謂「節日商業化」或許是大勢所趨，反正節日的精神不被扭曲就是了。觀乎市場上的聖誕商品，大致上與聖誕所縕藏的訊息仍然吻合--色情、暴力、仇恨及欺凌等意念都絕少和有關商品沾上邊兒，不失為鼓吹正面風氣的機會。不過由於聖誕狂歡而引致的醉酒駕駛及性行為的放縱時有聽聞，政府、學校及宗教團體要不忘提醒，年青人對家長父母的勸誡切忌當成耳邊風！有意見認為「聖誕假期」(Christmas holiday)帶有濃厚基督教色彩，當改稱「冬假」(winter break)才算妥當。其實聖誕節及聖誕假期亦是歐洲及美加傳統文化的一部份，何必要強逼「改名換姓」？加國尊重多元文化(multiculturalism)的政策值得支持，但取締「聖誕假期」的稱呼卻直接沖擊本國傳統文化！多元文化的價值在於尊重不同文化在加拿大百花齊放，矯枉過正隻會令到不同文化的表達備受壓逼，最終適得其反。話說回來，如果個別人仕喜歡改以「冬假」之名，當然也應該悉隨尊便。

陳心田: 美經濟陷困局加中有險可守 (12.21)

2008-02-13T15:58:00.001-08:00

最近數月美國經濟疲態畢露，次按風暴、房價下挫、赤字高企都屬於負面的徵狀。投機名宿索羅斯、商品大王羅杰斯及前聯儲主席格林斯潘對美經濟前景都存有憂慮，看來布什政府要面對的挑戰極為嚴峻。面對經濟衰退的可能，政府一般會以減稅及增加開支刺激需求，中央銀行/聯儲局則以減息鼓勵消費和投資。現在華府的問題是在伊拉克支出太大，至今仍然每天燒掉一箱箱的鈔票而龐大財赤纏身，更遑論減稅及增加公共支出。油價高企令通脹壓力存在A伯南克及聯儲減息空間欠奉。回想70年代美國也曾經要負擔越戰的軍費開支，又要面對高油價，結果慘遭滯脹(stagflation)之苦(即經濟呆滯及高通脹)。如今美國的處境與當年不是很相像嗎？倘若2008年美國不幸遇上滯脹，聯儲局可謂進退維谷！加息壓止通脹？又怕進一步打擊經濟表現。減息攪活經濟？又怕通脹失控急升。筆者以為二擇其一，聯儲首選任務依然要壓止通脹以保護貨幣價值穩定。經濟衰退雖然令人沮喪，但要恢復經濟活力還得依靠市場調節，玩弄息口效果畢竟有限。華府當務之急為削減赤字--美國經濟前景端在乎伊拉克軍費開支能否盡快受到控制，否則「弱美國」恐怕會持續一段日子。作為首屈一指的經濟強國，又是加拿大最大貿易夥伴，美國的發展與我們息息相關。美國經濟欠佳，自必不利加國。幸而近年中國等地對原材料(包括能源)的需求殷切，加拿大作為原材料供應國財源滾滾，應該有險可守。不過本國勞工市場過份地被規管，削弱了市場調整的靈活性。最近有聲音建議調升最低工資，此舉誓必進一步限制雇主雇員議價的空間，實不可取。2008年我們要在可能發生的「弱美國」形勢下力保不失，三級政府嚴控公共開支、放鬆勞工市場規管(deregulation)及致力發展自由貿易尤為關鍵。中國從1996至今，每年都維持介乎7%至11%的高速增長。美國的起跌一定程度上影響全世界的前景，包括中國在內。現時中國貿易表現強勁，加上吸納了不少外資進入，基本因素相當不俗，理應做到自保有餘。唯國家政策對人民幣資本管制過緊，而宏調手段又有違反市場力量之嫌。2008年北京應考慮加大人民幣外流的自由度，較多以「泄洪」方式解決人民幣匯率及資產價格高企的現象。此外，勞工市場當以靈活為主，官方切實執行最低工資隻會制造失業。來年美國、加拿大及中國的走向，無人有水晶球可以准確預知。單從這刻的形勢判斷，後兩者的境況似乎比美國樂觀得多！

陳心田: 醫食住行之醫篇

2008-02-13T15:55:00.000-08:00

加中時報 05-01-2008

轉眼到了2008年，筆者希望在送舊迎新之際推出一系列的文章，回顧與展望我們在醫、食、住、行四大民生?疇的發展。今次以加國醫療服務表現的分析打頭陣。醫療一向是本國社會非常重視的議題。有別於其他完全透過市場交易的服務，醫療服務被國民普遍認為是較基本的個人需要。無論是衛生法及現行政策，背後的精神不離加拿大公民及移民均可以獲得適當及適時的醫療服務，且不會因財政困難而被拒諸門外。不過在缺乏私營醫療服務的配合下，不少患病人仕飽受輪候之苦，情況已經令人慘不忍睹！著名的菲沙研究所(The Fraser Institute)早於1988年開始制作病人輪候時間的量度(“Waiting Your Turn”研究報告)，當時已經有跡像顯示醫院輪候時間問題嚴重。事實上，量度輪候時間對了解醫療系統的運作甚為重要，更可以提醒有關當局那些環節急需尋找解決之道。根據菲沙的報告，2007年加拿大在手術及其他治療的服務(surgical and other therapeutic treatment)平均輪候時間竟長達18星期。至於卑斯省的情況則更為嚴重，輪候時間竟長達19星期。另一方面，加拿大人輪候精神科服務(psychiatric treatment)的時間亦接近19星期，而卑詩省以20星期再度超越平均水平！這些驚人的數字在在反映著由公營單一主導的體制存在缺失。本國奉行的政策，對於包括有需要但欠缺經濟能力的一群給予醫療的保障，是既可敬又寶貴的理念。唯環境改變，過去成功之道在今天實有檢討的必要。我們渴望加拿大政策制定者及政黨在改良現行醫療制度安排的同時，除了繼續從醫學層面考慮排隊輪候，更要多從個人層面考慮相關的問題。筆者聽過一則令人心酸的個案--一位中年女士在輪候手術期間，由於要靠賴藥物止痛，終於在長時間的等侯過程中沾上了藥癮。過份強調「平等」而讓貧富病人一同輪候受苦，難道是大家樂見的？惟願2008年聯邦及省級政府可以容讓私營服務更多參予，雙軌並行--此舉實為減低輪候時間並讓病人較易獲得適時服務的良方。

陳心田: 醫食住行之食篇

2008-02-13T15:53:00.000-08:00

加中時報 12-01-2008

聖誕隹節、元旦慶祝，吃喝一番相信是受大眾歡迎的活動。盡管市民雖未必「以食為天」，但飲食的確與我們息息相關。以此推論食物安全為最重要的民生議題之一，恐怕不會為人所反對。早前中國「鐵娘子」吳儀指中國出口食品具99%以上合格率，惟歐盟貿易專員曼德爾森以1%有問題也嫌不夠頂了回去。喜歡與否，中國貨要在國際市場一展光茫，除遵守國際規則及安全標准似乎亦別無他途。我們居於加國，對進口貨的安全標准非常關心，相信亦普遍支持限制對國民構成危險的貨品進入市場。大原則是要限制不合乎安全標准的貨品進口，而非隻限制中國產品進口，否則便會變成「對人不對事」。話說回來，中國食品制造商要可持續發展，產品的質素、用家的口碑是成敗關鍵，不加理會長遠地隻會遭受世界各國消費者無情的唾棄。倘若部份中國食品制造商希望與低劣貨品劃清界線，致力建立品派(brand name)及商標(trade mark)也同樣重要。或者有人以為要提升食品的安全質素，加、中政府要共同承擔起一切的責任。誠然在互通消息及檢查食物出入口的情況，兩地政府要扮演一定的角色，但並不表示官員要獨力支撐。畢竟善用市場力量可以取得更理想的效果。在大多數已發展國家，傳媒一直是監察貨品(包括食品)的好夥伴。簡而言之，隻要中國的傳媒市場進一步開放，訊息可以更自由流通，當前食品安全的困局便較易打破。想像使人服後不適、魚目混珠的食品被投訴後，傳媒立刻迅速報導，供應商還能夠輕易瞞天過海麼？與其單靠官隙的辨事效率，何不借助記者、編輯的通風報信？說傳媒市場的壯大可以強化食品市場的質素實在不無道理。任何拿著「食物安全」去攻擊加、中貿易都是短視淺見！兩國之間的貿易導致互惠互利，而兩地的整體財富遂得以擴大，豈非美事？再者，打壓中國食品入口的保護政策有機會換來中國政府的反擊，到頭來影響了加國原材料、能源等貨品的出口，兩敗俱傷。深盼2008年進口加國的中國食品可以進一步改善，邁向「零的目標」(零出錯)，讓我們安心享受「食得是福」！

陳心田: 醫食住行之住篇

2008-02-13T15:51:00.000-08:00

加中時報 26-01-2008

2007年加國部份城市房地產市場普遍熾熱，大溫(Greater Vancouver)、大多(Greater Toronto)及卡爾加裡的房價維持強勢。在溫哥華便不斷有聲音要求為貧窮人仕建設居所。對於要政府承擔起地產發展的角色，筆者實在有所保留--難道政府亦要替市民興建「公共飯堂」不成？住屋昂貴影響民生，的確不能坐視不理，但建設公共居所卻並非對症下藥。加拿大版圖宏大，人口大約3,300萬，本來就談不上人煙稠密，高昂屋價現象背後的原因值得探討。無可否認，一個地區的住宅價格始終受人口增長(生育及移民數目)、海外投資這些需求面因素所影響，但供應面亦同樣重要。菲沙研究所(The Fraser Institute)較早前發表了一份報告，給予我們對有關議題一線亮光。作者Randal O’Toole認為用地規管是大溫高屋價的主要成因。盡管需求殷切，大溫仍然有充足的土地供應興建樓房。可惜大量土地在政府限制之下無法被用作房屋發展，大溫居民隻好承受高地價之苦。按照Randal的思路，政府要抒緩地產市場的壓力，放寬限制容讓更多土地發展成住宅才是根本解決之道。Randal反對城市計劃，建議讓市場主導城市發展。張五常教授的觀點可以進一步豐富Randal的分析。張教授在分析中國兩大區域珠三角與長三角時，指到土地產權的界定為發展的基礎。珠三角在二十多年前的發展由於欠缺產權的界定，結果給後起的長三角比了下去。然而張氏對以上現象的結論是「產權不明確的「自由」發展，比不上產權較為明確但有政府策劃的發展，不難理解。但如果土地的產權界定得一清二楚，有轉讓權，政府的策劃就不容易比得上私人發展商的策劃了」。大溫的各式土地或城市規管，除了無助於抒緩地產市場的價格，亦可以削弱社區發展的活力。實情是華埠(China Town)的發展便是在過份規管下被窒礙了。深願加國政府在2008年可以高抬貴手，減少規管，讓私人市場有更充足的空間去建設和發展！

陳心田: 醫食住行之行篇

2008-02-13T15:50:00.000-08:00

加中時報 02-02-2008

在2008年的今天，交通網絡早已成為衡量一個城市優劣的重要指標。由於環境保護及交通擠塞的考慮，發展集體運輸系統減低私人車輛的使用便為不少城市的發展方向。不過Randal O' Toole在這股大趨勢下力排眾議，提出截然不同的看法。根據Randal透過菲沙研究所(The Fraser Institute)發表的報告可見，他對於1996年大溫區域局(GVRD)致力推動公共運輸、步行及自行車的政策不以為然。這實在不難理解?Randal根本不認同減低私人車輛使用的大方向！在環保方面，他指到關鍵並非車輛數目，卻關乎車輛本身的排污程度。隨著科技的進步，車輛所帶來的污染亦有所下降。報告引用加拿大統計局的數字，從1990年至2004年期間，因交通運輸所排放的氧化氮及一氧化碳分別下降了19%及37%。至於交通擠塞方面，Randal認同需要解決，但建議興建新道路設施以舒緩路面緊張情況。按照報告，道路設施擴展的不足對減少公眾駕車的行為影響較小，但所引起的擠塞會使車輛經常停下而加劇空氣污染。除此之外，我們都知道擠塞造成個人時間上的捐失就更難估計及量化。Randal亦不忘批評現時公共運輸的成效。從大溫區域局提供的數字，大溫區域內注冊的車輛由1995年的100萬輛增至2005年的130萬輛。由於該增長率高於人口增長率，顯示公共運輸替代私人車輛的效果有限。再者，Randal的報告指出使用公共運輸的增加率很低，成本效益也成疑。

公營機構管治文化再思

2007-07-23T10:51:00.000-07:00

[2006-03-20]
九鐵由管理局管治，而今次九鐵內部矛盾根源來自主席與行政人員衝突。主席和行政總裁明顯在權責方面出現分歧，形成混亂的情況，令員工不知向誰效忠，引致內部分裂，亦令市民不知那一把聲音真正代表管理層，問責局長在當中扮演的角色也模糊不清。
　九鐵主席和行政人員的糾紛，在過去數日峰迴路轉，最終以田北辰先生留任，署理行政總裁黎文熹先生辭職收場。香港傳媒報道整個事態發展時，不少都著墨於兵變、個人在事件中的表現乃至政治角力等層面，反而整個管治的深層次問題較少談及。
矛盾根源是主席與行政人員的衝突
　九廣鐵路是一所公營機構，主要是提供三項本港鐵路客運服務，即東鐵、西鐵及輕鐵。公司由管理局管治，成員包括政府委任的主席田北辰先生、署理行政總裁黎文熹先生、問責官員馬時亨先生及廖秀冬女士，而今次九鐵內部矛盾根源來自主席與行政人員衝突。對於包括黎文熹先生的行政人員，他們視自己為「業內人士」，擁有經營鐵路的專業知識，對於政府空降主席恐怕一早存有強烈的排他感覺。田北辰先生這位代表政府的「外行人」，卻要引進九鐵改革，本質上和行政人員已經存在一定張力。然而，九鐵管理模式絕非罕見，因為現在很多公私營機構都已引入主席（代表機構擁有者）及行政總裁（負責主管行政事務）這共同管治，互相制衡的架構。今次九鐵存在著的是權責界定薄弱的問題！
主席和行政總裁權責不清影響公司運作
　正如以上所述，主席及行政總裁管治模式絕不罕見，但一般都會在二者權責上有清晰及嚴緊的界定。這方面九鐵管理局似乎頗為薄弱。從黎文熹致管理局函件可見，主席和行政總裁明顯在權責方面出現分歧，形成混亂的情況。作為公營機構，權責界定模糊，除了令員工不知向誰效忠，引致內部分裂，亦令市民不知那一把聲音真正代表管理層。在情況弄至水火不容之時，問責局長在當中可以扮演的角色也模糊不清。
　要指出的是權責並非一個抽象觀念，更非一種小圈子的「閉門共識」，而應該是一個富透明度並具約束力，讓管理局、員工和市民可以了解的管治規則。權責被清楚定後，機構亦要列明任何僭越的人士要承受一定的後果，穩定機構的運作。
　誠然，九鐵如果能夠和地鐵合併，轉變為私營機構，令公司改為向股東負責，受市場監管，是一個最根本的出路。除九鐵外，別的公營機構如香港電台又是否有邁向私有化的需要呢？當政府轄下公營機構行政人員和政府委任的主席意見分歧時，應以甚麼機制去解決?這些都是特區政府在今次事件後要反省的問題。（文匯論壇）

慈善機構是第三股力量

2007-07-23T10:47:00.000-07:00

[2006-09-04]
　最近李嘉誠先生在一個公開場合透露，打算捐贈三分之一的財產作慈善用途，實在令筆者非常尊佩。有傳媒竟然透過李先生的言論及其它蛛絲馬跡，嘗試猜度他所擁有的實際財富，而並非把注意力集中於捐獻及慈善工作的主題上，可算萬分可惜。
官方壟斷福利事業可能得不償失
　傳統上經濟學者喜歡研究政府和私人市場的關係——嘗試找出兩者的適當功能以及最具效率的配搭。根據香港過去的經驗，港府傾向尊重民間智慧，較少干預供求力量，「小政府，大市場」的配搭，成功地為港人帶來亞洲四小龍的奇蹟。然而，正如已故管理學專家杜拉克所指出，非牟利的慈善機構對現代社會正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簡單地說，非牟利的慈善機構可以說是政府、市場以外第三股維持社會安定繁榮的強大力量！
　今天香港部分人士，每當想到要支援弱勢社群，自然要求政府增加福利開支，認定這是官方必須承擔的責任。這種「非市場即政府」的想法，正是忽略了杜拉克所指的第三股力量。弗利民早已提醒我們，由官方機構負責社會福利，讓官方以他人的金錢用於他人之上，整件事情事不關己，當然易導致浪費！事實上納稅人恐怕也很少對公營的福利機構作出監察。反而由私人捐獻支持的非牟利團體，主辦及參與者對相關的慈善計劃通常有較大的熱誠，加上捐獻者因為自發支持，對受捐獻機構的財政可能比較留意，非牟利慈善機構效率每每優勝於公營福利也就不難明白。此外，張五常教授的文章也啟發了筆者一個重要的概念——假如政府不斷挑起福利計劃的擔子，只會把私人慈善事業擠掉，對整體社會及真正要扶助的社群可能得不償失！
應鼓勵慈善團體積極回饋社會
　蓋茨、巴菲特及本港的邵逸夫爵士、李嘉誠先生等頂級富豪一直積極以在市場創造的龐大財富慷慨地回饋社會，支持他們關注的慈善項目。值得留意的是他們一方面受惠於市場提供的奮鬥機會，靠著創造力和汗水製造財富；一面又充分利用社會給予自己行善的空間，幫助有需要的人。普羅大眾，很多何嘗不也是年年月月慷慨地支持各式慈善機構不同的工作。政府與其大事擴張社會福利，導致冗員充斥，不如讓出更多空間予非牟利團體，並繼續以寬免稅項鼓勵民間慈善，效果可望更好。（文匯論壇）

公平競爭法窒礙市場自由度

2007-07-23T10:43:00.000-07:00

[2007-01-19]
傳統基金會剛公佈香港仍然是世界最自由的經濟體，盼望高舉「小政府」的港府努力保持現有優勢，明白「大市場」自有其競爭生態，避免立法窒礙市場自由度。
　自從競爭政策檢討委員會建議政府訂立跨行業公平競爭法，再加上港府希望諮詢如何加強市場的競爭環境，社會大眾亦就相關議題作出討論和研究。由於「公平競爭法」在字眼上有促進競爭的意思，引導我們以為法例著實可以加增市場活力，可惜實情是訂立相關法例大有可能適得其反。
　所謂公平競爭法，其前設是市場上應該存在著一種理想競爭模式(很多經濟學家的烏托邦是完美競爭模式—即每一個別供應商可以自由出入，所提供的商品及服務大致相同，而每一供應商均是受價者而對價格無從影響)，而任何偏離該模式的競爭行為則有被改善的可能，甚至需要政府以包括立法在內的手段去整頓。在真實世界中，競爭現象千奇百怪，難以用一套簡單的準則去評核哪種稱得上是理想競爭模式或者公平競爭。現時，跨行業公平競爭法的構思(不論民事還是刑事)雖則表明並非針對大型企業，而是要懲罰破壞競爭環境的行為。問題是企業之間的競爭，對手時而牽涉打擊對手的互博、時而關係到互惠互利的合作，手法五花八門，要界定當中的「反競爭行為」在經濟學界中都大有分歧，政府要處之於法實在更加困難。
　舉例說所謂綑綁銷售，我們從甚麼準則去決定？開手提電話戶口送超市贈券算是綑綁銷售嗎？美容院提供美容套餐又如何？如果以上兩者皆不構成綑綁銷售，因何買住宅單位包上網服務會有綑綁銷售之嫌(現在支持立法者喜歡採用的例子)？公平競爭法立法後最直接的傷害是變相限制企業現時採用的營商手法，反過來令消費者的選擇受到剝削！更令我們擔憂的是當概念模糊的公平競爭法例通過之後，負責評估企業是否違反競爭條例的有關人士將會擁有建議起訴及豁免的生殺權力。屆時他們會否誤用權力，令本港原有的競爭環境反而變得更不公平？
　由於有機會受到建議中法例所攻擊的企業(例如兩大超市、油公司等)不想在這敏感時刻成為被談論對象，所以選擇以近乎沉默的低調姿態回應立法；消費者基本上歡迎更多選擇，自然被「公平競爭法」的字眼吸引，兼且較難理解所涉及的法律及經濟理念，是故對立法的抗拒亦比較少。部分商界人士卻已經表達了他們的憂慮——香港工業總會副主席孫啟烈先生曾經指出，中小企由於缺乏資源(用作訴訟)，在法例下會更被掣肘。筆者認為任何模式的競爭法立法肯定可以帶動如律師等有關法律訴訟的行業(立法後可預見會有更多「訴訟商機」)，但對消費者、營商環境甚至整體的經濟發展則應該害大於利！傳統基金會剛公佈香港仍然是世界最自由的經濟體，盼望高舉「小政府」的港府努力保持現有優勢，明白「大市場」自有其競爭生態，避免立法窒礙市場活力。　（文匯論壇）

The analysis of HK's fiscal budget (2007-2008)

2007-03-02T19:43:00.000-08:00

[2007-03-03] 藏富於民方向正確
　■陳心田　獅子山學會經濟研究員
　剛公佈的財政預算案，特區政府出人意外地錄得五百五十一億的盈餘——這多少反映現時的預測機制有改善空間。當財政緊絀的日子，政府的選擇空間不多。現時政府坐擁龐大盈餘，而唐英年司長選擇以藏富於民為主調，總算是維持了「大市場」的理財哲學，大方向值得支持。
　觀乎今次的「還富」安排，採用了減稅退稅及增加個別人士的免稅額三方面入手。當中反映政府現時的考慮，一方面明白藏富於民是特區賴以成功的方向，但又擔憂稅率大幅調低會在將來影響財政穩健。薪俸稅的邊際稅階及稅率回復至2002／2003的水平是不錯的安排，而最高的兩個邊際稅率減至12％及17％也應該得到支持。在政府依然擔憂稅基問題的時間，選擇一次過回饋差餉而非削減差餉可以理解。至於子女免稅額方面，則明顯希望提供誘因，鼓勵港人生育，成效則有待觀察。
　政府在環保、教育、基建及社會福利的支出，頗能回應現時社會的需要。教育是增強本港競爭力的投資，政府願意花錢是其中一個成功因素，但亦要在教育政策上予以配合。筆者認為剛推出的學券制，可以考慮逐步擴大至中、小學層面，把選擇權更多留給家長、學生。基建的支出則應以該項基建是否有利本港經濟發展為主，創造就業相對比較次要——畢竟私人企業也可以創造就業，市民就業的責任不應亦不宜過份落在政府肩膊上。
　儘管今次財政預算大致可取，特區政府在將來依然需要回應幾個重要問題。現時的財政儲備大概三千六百億，究竟我們需要多少儲備才可以既保持穩健而又不致過份屯積？唐司長談到的醫療融資問題，究竟又可以如何解決？（醫療保險制度或許是比較可行的方案。）
　特區今次發放額外一個月的綜援標準金額，和鼓勵就業的主調有所矛盾。長遠來說，政府如何在提供安全網的同時，依然可以維持自力更生的香港傳統？這些都是特區政府長遠需要深思的財政議題。(文匯論壇)